饶漱石(1903年9月-1975年3月2日)
,曾当任前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开国元勋、上海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位;是华东战区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饶漱石因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又受潘汉年事件影响被开除出党、有期徒刑14年,最终于1975年病逝狱中,享年72岁。人物经历
1903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西抚州市临川钟岭乡环洲,父亲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饶思诚。饶思诚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仍担任江西副省长。
饶漱石早年入江西省立三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饶漱石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江西临川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江西九江市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
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
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饶漱石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8年,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
1929年起,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为东北党团组织最高负责人。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
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
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
1935年赴苏联,饶漱石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饶漱石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
1936年起,先后被派到美国、法国,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
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
1947年1月,饶漱石任华东军区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华东局党政最高负责人,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1947年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
1947年2月到1947年7月,饶漱石作为华东军区和华东局负责人,从后勤上支持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蒙泰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领导指挥胶东保卫战、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以及协助苏北兵团进行了李堡拼茶战役、盐南战役、益林战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市委书记。
1950年8月,第三野战军前委与华东军区合并后,
饶漱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委。
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他与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 1955年,被开除出党。
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被重新收监。
1975年3月2日,在牢狱中因病去世,享年72岁。 华中局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漱石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饶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饶漱石在皖南事变的突出表现,其后受到重用,在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将华中的党、政大权交给了饶漱石,其后陈毅代军长、饶漱石政委指挥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直到黄花塘事件爆发,陈毅调往中央。
经过黄花塘事件后,中央任命张云逸为新四军代军长,从此张云逸指挥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饶漱石率新四军主力开往山东,担任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再次掌握党、政大权。
1946年饶漱石参加军调处,往北京、东北进行国共军事调停工作。 华东局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蔡晓鹏先生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
力的22%,伪军的30%;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敌41万,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建立苏中、淮南、盐阜、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形成拥兵120万(野战军82.5万人,地方武装39万余人)的雄师”。
蔡先生还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已’:1942年开展大生产,部队自己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被服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如1943年,军直属队自给了8个月的蔬菜、10个月的盐以及全年肉食,生产货值500多万元。二是‘取之于敌’: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支。日本投降后的大反攻,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物。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粮征税:各根据地的财政收入1/3交军部,1/3交驻军,1/3归地方。四是‘取之于商:这是最精彩的华东特点。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在1942—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居全军之首,成为以商养军的典范。”“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华中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要旨。一精兵简政,脱产党政军人员控制在当地农民总数的2%以下;二减租减税发展农业;三扶持发展民间小工商业;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设。六师、七师最出色。
至建国初期华东财政占全国财政的70%。”
新四军的这许多创举,以及在军事、财经方面的巨大成就,当然是集中了全军指战员的智慧,共同拼搏的结果。但是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党委一把手的饶漱石,应该说对这些工作的研究、决策和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参加北京、东北军调处,进行国共军事调停工作。1946年底,中央重新派饶漱石回到华东,全面掌握华东的党、政。
抗战后陈毅虽然率新四军部进入山东,连遭泗县失利和两淮失守。以致原属新四军系率的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联名于1946年10月4日给中央发报,对陈毅的战略部署提出批评。其中有“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要求“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1946年底,已经获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铙漱石被中央重新派回到华东,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1947年1月底,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成立,饶漱石任华东军区,从后勤上支援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军事行动。
1947年10月,中央电令饶漱石、黎玉统管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作战,饶漱石领导了胶东保卫战、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陈毅和粟裕负责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作战,陈毅调任华中局第二书记。
济南战役发起前三天,饶漱石从中央开完会回到山东,支持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开始前,1948年10月5日—10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主持召开了淮海战役部署的两次曲阜会议,参加者包括华野外线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及华东军区所属各部队。饶漱石指挥淮海战役包括情报、军事部署、兵源补充、俘虏处理、前线支援等全面工作。淮海战役后,饶漱石作为华东军区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支持了渡江战役、南京战役、上海战役。
1967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纸命令将饶漱石重新抓入监狱。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个字:
“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这是一起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查证四人帮罪行时,直接接受命令的谢富治此时已经死去,究竟谁该承担这项罪责呢?一时难以判断。幸而公安部有原件在,追查笔迹便可清楚了。于是一九八一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犯时,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供认了是他亲笔写的命令。在一页白纸上,陈伯达承认了这一罪责:
“关于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此事,我完全忘记是在什么场合写的,总之一定是开会时受命写。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没有留下来。笔迹是我的。
陈伯达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陈伯达说他是受命写的。究竟是受谁的命,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集体决定,也许是另有人指示,也都无从查考了。
1975年3月2日,饶因胸部难受进医院,当天夜里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后来饶漱石的家属走访秦城询问饶的骨灰下落时,连个线索影子也没有。饶漱石夫人
饶漱石夫人是陆璀。
陆璀(女,1914.4-2015.2.16)浙江吴兴人。1931年毕业于苏州振华女校,同年考入东吴大学,1932年入清华大学社会系,曾任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一二·九运动发起人之一。
她曾经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美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儿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等职。曾于1980年出席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即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1955年,陆璀受“饶潘扬”案牵连下狱。
1956年,出狱后任北京东城区区委书记。“文革”时陆璀再入秦城。
2001年4月,陆璀给党中央写信,为饶漱石申诉。
2015年2月1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陆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饶漱石事件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指在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一起政治权力斗争事件。
1952年秋,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第一要员进京,史称“五马进京”。其中,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权力仍然在调整中。1953年6月至8月,高岗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攻击薄一波和刘少奇。随后与饶漱石合作,开始逐步夺权。1954年,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开始反对高岗。同年8月17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年1月,饶漱石也被正式逮捕。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人物评价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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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会见何基洋和张克侠 非凡的革命轨迹
翻开饶漱石投身革命后30年的履历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历经艰险、充满传奇色彩的闪光轨迹。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钟岭乡饶家村。应验了“古今临川多才子”的美誉,少时的饶漱石天资聪颖,念书过目不忘,乡学、中学,直至考入也算名牌大学的上海大学,可谓一帆风顺。饶漱石是1923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他作为中共江西省委的特派员,来到方志敏所在的弋阳、横峰,协助两地建立了隶属于赣东北特委的弋阳、横峰两个县委。之后,奉调杭州,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在地下斗争的险恶环境下,出于保密,中青年的饶漱石被同志们称为“小姚”,“姚”是“饶”的谐音。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坠入失败的深渊,许多优秀共产党人倒在叛逆者蒋介石的屠刀下之时,饶漱石幸运地由党组织保护下来,于1927年11月被派驻法国和苏联学习。一年零三个月后,饶漱石奉命回国,来到东北开展地下工作,先任共青团满州里省委书记,后代理中共满州里省委书记。在饶漱石出色的领导下,地下省委在哈尔滨皮鞋厂,成功地组织了震撼东北的工人大罢工。
1930年春,饶漱石在沈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因其身份一直不为敌人所知,在关押了将近一年后被释放。翌年2月,因其难以在东北立足,中央将他调往上海从事工会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等职务。
王明中央推行的“左”倾盲动路线,不但使党在城市的力量损失惨重,就连在上海的中央机关也不得不向江西苏区迁移。1933年1月,饶漱石改任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留在这座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都市里坚持斗争。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一纸电令,将饶漱石调到苏联,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从这时起至1939年10月,是饶漱石工作和学习上获益最大的四年。他不但全身心地投入主编《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的工作中,还有机会到美国、法国开展国际工运活动。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
1939年底,饶漱石奉命回国,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政治面目,出现在党内。他由中央派人直接护送到皖南,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项英。此时东南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新四军的领导。毛泽东对饶漱石在东南局、在新四军当中的作用分外重视,明令让他与项英、叶挺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要务。
历史卷起的波涛,又一次把饶漱石推上了潮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给他带来了新的政治契机。
1941年1月9日,皖南事变业已爆发,在新四军军力遭受重创,副军长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部不告而别的情形下,饶漱石与叶挺领衔,以中共东南局的名义,连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前一封是痛陈敌情,要求中央速向国民党交涉,后一封要求由饶、叶相机处理军政大计。中共中央很快回示,明令饶、叶共挽危局,饶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这样一来,饶漱石就担任了中共东南局代书记及新四军中的数项要职。然而好景不长,同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地位一下有些尴尬了,中央考虑到邓子恢在安徽脱不开身,决定由饶漱石代理他的职务。3个月后,中共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建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第一副书记。这样的安排说明了中央对饶的器重。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中央工作,饶漱石上升为华中局的一号人物:华中局代理书记,并兼任新四军政委。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式担任了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地位日益显赫。
1946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新四军军部兼管山东军区,陈毅任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军区政委。山东为我党我军的主要战区,下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5个三级军区,总兵力达22万人。按照“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饶漱石成为这支部队的最高当家人。这年4月,饶漱石作为北平军调部的代表,由伍修权等人陪同,与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抵沈阳,进行国共东北停战调处。这时,我军没有设立军衔,为便于与国民党军方代表平衡地工作,对各地派去的我方代表授以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被授中将衔,而太原代表陈赓、本溪代表许光达等人,只授少将衔,饶漱石在我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饶在东北调处期间,以其出众的口才和政治智慧,在谈判桌上舌战美蒋代表,捍卫了我党我军的利益。
东北的停战调处还未结束,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饶漱石赶回山东,与陈毅一道指挥军民御敌。只半年时间,我军在山东的战局由开始的吃紧转变为节节获胜。1947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军区,由陈毅、饶漱石任军政领导。而在党内,饶漱石又是中共华东局的书记,是陈毅的上级。华东军区下辖鲁、苏6个军区及1个分局,兵力达40多万。
随着华东战区的局势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饶漱石在中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地位日益上升。1948年下半年,党中央在所有的电报中,对各大战区党政负责人的排列,都是把饶漱石的名字放于前面,之后才依次是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等人。
饶漱石没有辜负中央和毛泽东的厚望,在淮海战役中,他贯彻“政治工作的准备,力求完备周到”的电示,开创了具有我军特色的生动有效的政治工作局面,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较大贡献。饶漱石对于接管城市的经济管理,具有较高的领导水平。我军占领上海之后,他与上海局书记刘晓、上海市长陈毅一道,领导大家克服经济困难,保证民众基本生活,稳定新上海,政绩突出。
建国之初,饶漱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是一项没有第二人的殊誉。按照当时的惯例,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区的司令员兼任的,只有饶漱石是例外。这样饶比其他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要风光得多。
1952年夏,饶漱石与高岗、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奉调中央,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有名的“五马进京”。翌年初,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成为令人瞩目的党内政要。
从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53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逐步成长为我党颇有影响的高层领导。从常理推断,这应不是他政治上的顶点,他完全有可能上升为影响更大的政治人物。令人扼腕的是:从他担任中组部长起,就开始在作茧自缚。驱使饶漱石走上身败名裂之路的,是原本就潜藏很深、遇到时机就要恶性膨胀的政治野心。如同任何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一样,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不是一朝一夕才有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过运用政治手段打击别人,巩固自己地位的前科。
保位置挤走陈毅
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中央离开新四军,饶漱石上升为中共华中局的一号人物———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当饶漱石在双重高位上工作了5个月的时候,这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文件既强调了党在军、政、民当中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实行民主集中制,防止党委包办、代替政权和民众团体的现象。
中央的文件,旨在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而饶漱石则大受触动,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政治上的危机感。他心里明白:自己在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职位上五个月了,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很佳,各种各样的议论甚多。说饶书记不能像少奇同志那样抓大事,理论水平也没有刘那样高超等等。饶想,如今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华中局书记一职势必更为重要,自己头上还牢牢地扣着一个代字,弄不好的话,代理二字拿不掉不说,还得被人挤走。而在华中局来说,最有优势挤走自己的,头一个数陈毅!陈的资历老,起步高,具备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战功显赫,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与威望,自己难以匹敌。这一想法,紧紧地缠绕着他,他开始关注陈的言行,等待着某种机会的到来。
1947年1月,华中局机关与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了盱眙县的黄花塘,陈毅痔疾大发作,几乎休克过去。饶漱石派人将其护送到大刘郢的新四军二师医院治疗。陈毅住院一个余月,痔疾大有好转。他是闲不住的人,病情稍好就与人下棋、聊天、即兴作诗。其间还会见了从上海赶来的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两人关起门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3月中旬,发生了新四军击败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擒获韩本人的山子头战斗。陈毅虽然身在医院,却是心系部队,要求军部及时向他通报各种大事。在对待韩德勤的问题上,陈毅主张尽快释韩,以利用反共派内部的矛盾,使重庆反共集团感到棘手,同时取得国民党军界及江苏士绅阶层的好感。
然而,饶漱石主张暂不释韩。中央书记处接到了饶、陈各自发去的电报后,于3月29日复示,同意陈毅的处理办法。这样,韩德勤得以释放,新四军与之签订了和平秘约,陈毅指示除归还所有被缴的枪弹物资,还批给8万元作为韩部的开拔费。韩德勤亦未食言,此后与新四军不再为战,这对我极为有利。
这年6月,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新四军各师也在战斗之余贯彻执行。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饶漱石对运动抓得很紧,亲自主持了整风会议,并下到各师作报告。一个多月过去,军政委收集到了不少对于陈毅的批评意见:
———无病装痛,小病大养。要说有病,为何没日没夜地与人下棋、聊扯?
———丢下军部不管,生病住院是假,逃避斗争是真,这是畏难消极的行为;
———与那个潘汉年躲在房间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要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何必偷偷摸摸?
———充满了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尽搞风花雪月的一套,哪有革命军长的味道?
———好不容易捉到韩德勤也给放了,还送钱还枪,真是右到家了,是一贯右倾的表现;
……
饶漱石从军部整风会议的记录本上看完这些,冷笑一声:“哼,还有比这些更严重的呢。”
饶漱石在大刘郢二师师部,遇到一个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的团级干部,聊谈中讲到这么一个情况:陈毅在闽西的时候,主持过红四军“七大”,并取代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后来又赴中央报告红四军党内的争议,经由中央表态,才把毛请回到前委书记位置上。反应灵敏的饶漱石马上联想到陈毅在井冈山担任军委书记时,发生过取消党代表制度一事,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出一个念头:“这不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吗?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吗?”
接连很多天,饶漱石不停地找人谈话,以华中局和新四军最高领导人的姿态,听取干部们对“我”、对军长的意见,着重谈军长有哪些方面的错误。不少同志都误以为饶是奉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担心与陈毅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有意避开。
对军部负责人的整风会开始了。华中局书记采取了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战术,在军分会的会议上公开向陈毅问罪。一开口就质问陈毅为何一贯与毛主席格格不入?要他承认反对党的政治委员制度,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饶漱石的神态张狂得就像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就等待最后核实定罪了。
接连几天,军分会的整风成了对陈毅的斗争会,有不少的人跟在饶漱石后面,向陈猛烈“开火”,罗列一大堆错误,既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在的过失,显然要老账新账一起算。还有些人全然不顾陈毅的身份地位,当面作出声色俱厉的责问。目睹这种情状的陈毅,心里非常难过。他十分惊异于饶漱石为何突然对自己下手这么狠重?惊异于有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何以昏了头似地向自己射出冷箭、热弹?然而,陈毅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克制,发言时严格剖析自己,对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缺点,作了诚恳检查。但有一点他严守立场:错误归错误,自己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没有反过政治委员制度。
饶漱石为这次精心准备的重拳出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也没有使陈毅屈服,好生失望,但又为这么多人起来围攻陈毅而窃喜。他明了应当见好就收,再图良策,便大度地表示:愿与陈毅作一次长谈,沟通思想,消除隔阂。
随后,饶漱石以两个整天的时间同陈毅交换意见,也没有再提陈反毛主席、反政治委员制度的事,反而诚挚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性子太急,恨不得几天就把新四军的事办好,以后注意改正。对于这样的结局,陈毅从维护全局利益出发,豁达地承受了委屈,表示努力改正错误,搞好与军政委的团结,更好地为党工作。末后,两人握手言欢。
陈毅哪里知道饶漱石玩起了阴阳两手的手段。他瞒着陈毅,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出电报,拉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干部签名。这份长达1560字的电文,火药味很浓,直接挑拨陈毅与毛、刘的关系,说陈一贯不满于毛,反对党的政治委员制度,并歪曲事实,反说陈毅暗地里对华中局、对饶漱石“搞鬼”。电报的结尾是:“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的意图很清楚,要中央将陈毅调走。
饶漱石在背后玩出的这一手,做得十分隐蔽、保密,陈毅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才从揭发材料中知晓有这么一件事。
饶漱石在黄花塘掀起的“批陈”风浪,不意被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挥手平息。毛在接了双方的电报后,轻巧地回电说:事情可以讲清,可以改正。并变通地决定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陈毅离开新四军去延安,既有中央让他出席七大的因素,但在这种时候提前那么长时间离开,更多的成份是饶漱石“挤推”的结果。陈毅怀着噩梦缠绕般的恶劣心绪离开了新四军,饶漱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联盟高岗欲倒刘、周
1953年春的新中国,国家领导机构发生了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动作地改组了政务院,撤销了周恩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一职,调整了政务院的分工,将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部门划分为五大块,分别任命了负责人。经过这次调整,高岗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统管五个主要工业、计划部门。饶漱石也担任令人瞩目的中组部部长要职。
政务院的改组,周恩来的权限被削弱,有着复杂的背景。简而言之,由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工会工作方针、农业互助合作化、新税制等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的观点不符。而高岗看准了机会,投其所好,博得了毛的青睐,坚定了毛“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决心。高岗适时地利用这一机遇,一方面“狠挖刘少奇的老底”,另一方面对周恩来重拳出击。
对于野心家来说,其政治贪欲是不会满足的,只要遇上机缘,就会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在某种意义上,饶漱石与高岗是一对天下难觅的伙伴,共同的政治利益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在党内形成了倒刘反周的联盟。
饶漱石和刘少奇渊源颇深,对他怨愤亦多。
早在1929年初,从苏联回国的饶漱石在东北代理中共满州里省委书记,刘少奇也在东北,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在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是满州里省委书记最具实力的人选。对此,饶漱石深感不安,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的“问题”。李立三却公允地说:“少奇同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三个月后,刘正式任省委书记,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改任团省委书记。
1932年初,饶漱石由中央调到上海,担任中华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后来又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而此时的刘少奇,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又成为饶的上级。
皖南事变发生后,饶漱石一下身兼中共东南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等重要职务。然而只十几天,中央就任命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并任合并后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只是副书记,又是刘的下级。饶对此极为不快,私下对人埋怨说:“我这辈子算倒了霉,总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
心有不快,自然要发泄。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到华中视察工作时,饶向周打小报告,列举刘的许多“错误”,言语中不乏蔑视、攻击的成份。
与饶的小肚鸡肠相比,刘少奇的心胸宽广得多,他在周恩来面前夸奖饶的优点长处,建议中央好好地重用他。饶漱石也得知刘少奇公正无私地举荐自己,心里有一些感激,而事过不久又恢复了对刘的不满。那是刘奉调中央之时,在华中局举行的告别会上,刘说了一句:“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实际工作,还要依靠陈毅同志。”饶便疑心刘少奇并非真正信任自己……
高岗以其敏锐的目光,岂不了解饶漱石对刘少奇心有怨愤?和饶进行政治结盟,联合起来对付刘少奇、周恩来的图谋,自然就萌生了。利用毛泽东对自己的青睐,高岗不止一次地在毛的面前建议说:“漱石同志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朋友对他的印象很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准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组部长,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秘示其尽快查出刘少奇、周恩来信任的安子文、薄一波等人的“问题”。结果,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安、薄1936年8月30日在《华北日报》化名刊登的反共启事。高岗、饶漱石见了如获至宝。然而中央对此事早已知晓,那只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于是,高饶抛出的这一“石头”,没能激起什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会议在京召开,高饶利用毛泽东不满于薄一波理财的一些做法,直接向薄发难,以达到侧击刘、周之目的。饶漱石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他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作风和路线的问题!他以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饶、高这次发难,达到了部分目的,刘少奇、周恩来、簿一波纷纷作检讨,并于8月12日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
既尝甜头,高、饶决计乘胜出击,加力拱倒刘少奇。同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饶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广为活动。此举果又奏效,高饶“明斗安,实反刘”的图谋得逞,安子文受到党内处分,由此牵扯到刘少奇。
同年的11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高饶认为机会到了,加紧了各方面的活动。高岗跑到华东、中南等地,四处游说,散布所谓的“两党论”,把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并以前者“代表”自居。高还在党内高层人物中活动,拉拢许封,不惜露骨,欲谋求党中央副主席或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职务,并兼任政务院总理,由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饶漱石锁定目标,紧紧地傍上高岗,使出浑身解数,欲要取得党和国家的更高权位。
饶漱石、高岗低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洞察忠奸的水平。邓小平、陈云等人对高饶的反常活动感到愤慨,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也从许多现象中形成这样的看法:这个高岗是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伙同饶漱石要把刘少奇、周恩来扳倒,由他们取而代之。若这样的话,我们党不是面临着一次分裂吗?刘少奇、周恩来,那是中央所要倚重的左臂右膀呀?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甚至错误,然而大方向是对的,起码不像你两个那样野心勃勃嘛……
看清了高饶的野心家面目之后,毛泽东以他政治上特有的果敢与雄伟魄力,决心将此事提到党中央重要议事日程加以解决。1953年12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所作的“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的讲话,揭开了高饶问题的盖子。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高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接着,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40余人在会上发言,揭发高饶联盟分裂党的言行。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当初抱着巨大希望进行倒刘反周活动,欲跃“龙门”的高岗,此时情绪一落千丈,不待2月下旬周恩来主持的座谈会结束,就在家中触电自杀,未遂后于同年8月再度服用安眠药自绝于党。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饶漱石在家闭门不出。他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一份两万余字的检查书,主要交待了四个大的错误。其中第一条是“挤走陈毅,独揽大权”,第四条是“与高岗配合斗安。
正值前途无量时,结果还被野心误。急剧膨胀的政治野心,成为饶濑石从政治巅峰坠入尘埃的最好注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否认了五十年代这场党的政治斗争的“路线斗争”之说,但还是将饶漱石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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