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同时期的毕达哥拉斯,芝诺,苏格拉底等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影响有什么不同?

问题:如题

回答:

回答:

孔子就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化身!从儒家思想开始发扬到现在都能体现出孔子神话的传说,三千多弟子七十二贤,可以看出孔子本人的魅力所在!从文化角度说,孔子是文化的最高造诣者,孔子文化就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中的娇娇者,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就是孝道,孝道涵盖了所有文化的传承!从管理角度分析:孔子思想有很强的管理分配模式,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孔子的曲阜已经是神的化身之地!因为孔子所栽的两颗银杏树已经是爱情的化身!孔子的三千第一,已经是后人看到的曲阜旁边的三千多树林,树林之处,树上不落鸟,树下不爬蛇,看出孔子文化已经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是一个安静适合读书的地方!所以近年来,孔子文化传遍全世界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孔子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真正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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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亦师亦友,同道中人,一圣一贤,殊途同归。

关于孔子

左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

这是2008年时我为自己的书写的序言中的部分内容。

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从孔子的语气中不难体会出孔子将左丘明引为同道,对于花言巧语、伪善的作法都感到很可耻.由此得知,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而且与孔子关系甚笃.

一、身世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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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丘,字仲尼。按《史记》的说法,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的陬邑;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卒于鲁国阙里。

史圣左丘明与文圣孔丘是同时代人,且关系非同一般。从孔子对左丘明的尊重来看,似乎左丘明年龄长于孔子。据《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见左丘明以花言巧语、口密腹剑、怀怨而结交者为可耻,他是非常正直诚实的君子。文圣孔子在这里把左丘明尊为老大哥,作为榜样典范来看待的。又根据从孔府档案馆获取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所载:“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将其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子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从这段文字可知鲁侯非常器重左丘明,遇大事与商量,征求意见。左丘明足智多谋,才思敏捷,比喻恰当,对答如流,不愧身居要职,高人一筹。以此情景而论,可见是时左丘明的年龄、地位和威望绝不亚于孔子。

孔子是殷商王族的后裔。周朝灭纣和平定纣王儿子武庚的叛乱之后,封殷商贤人纣王同母兄微子启做宋国国君。微子启传位给弟弟微仲衍。宋国第五代国君宋湣公的长子弗父何,把继承权让给弟弟鲋祀,即宋厉公;弗父何成了一般贵族,他就是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经由宋父周传至世子胜,又传至正考父,五传至孔父嘉(名嘉,字孔父)。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世亲尽,别为公侯”,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孔氏后代避难奔鲁,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所以也称叔梁纥)曾任陬邑的长官,勇武有力,一次作战中曾用手举起闸门,救出误冲入敌城的战士(《左传·襄公十年》)。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其妾生了一个残疾儿子孟皮。叔梁纥六十四岁时娶了十九岁的颜徵在。颜氏怀孕前,曾前往曲阜东南的尼丘向神明祈祷,孔子初生时头顶凹下如丘,所以父母就给儿子取名为“丘”,从孟皮而论,因孔子排行老二,且“祷于尼丘之山”,所以取字为“仲尼”。

孔子上任之后,与左丘明为挚友同道,关系异常密切,从以下几段文字即可看出。

附表:孔子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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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后裔微子启(封于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记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文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剌讥褒讳挹损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查《前汉书·艺文志》载:“昔孔子阅鲁史以修《春秋》,书有褒贬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夫子所言而作传。”汉宣帝时博士严彭祖所作《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载:“孔子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传,共为表里。”《晋书·荀嵩传》载:“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人精究。孔子即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以上记载,孔子和左丘明共乘一车去周朝查阅史料,要看当时大量的竹简古文,共议分工《春秋》之经传,可见时间不短,配合默契。左丘明从小生活在史官世家,应该说修史比孔子更有发言权,条件与资历更深。再说左丘明祖孙所在的鲁国太史室更是优秀。昭公二年,晋韩厥观书于鲁太史室,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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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与孔子二人是同时代人,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且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左丘明器重孔子,称孔子为圣人,并大公无私、直言敢荐人才于鲁君,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于国于民利莫大焉!孔子对左丘明亦非常崇拜,异常赞赏。肥城古有八景,其一为书院秋风,书院在凤凰山之阳(今桃园镇境距衡鱼十里),相传在丘明退休隐居都君庄后,孔子前来拜访老友,在凤凰山前遇雨,曾晒书于此,后人改称山前小庄为“晒书城子”,并立书院以纪念此事。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肥邑知县史廷桂闻孔子访丘明遇雨晒书事,吟诗一首曰:“古今人说晒书城,此地何由得此名?宣父过时开典籍,太阳当午照文明。独怜古院基犹在,况值秋风景倍清,只此可修贤圣业,何须邹鲁访群英?”“可修贤圣业”即学习君子丘明和文圣孔子,可成圣贤,可成人才。清嘉庆二十一年重修《肥城县志》序载:“昔乐正子春曰,(孔)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君子,即孔子对左丘明的尊称。

         微仲衍(微子启弟)

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而左子是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万昌华教授在《中国史学之祖左丘明》一文中说:“左氏不仅有才,而且具有史德和史识,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历史学之祖。”“中国长期以来有左丘明为素王孔子的素臣之说,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就人格、学识和成就而言,左丘明不亚于孔子,二人共同研究历史没有主次之分。”“与《春秋》相比,《左传》一书中思想观点上也有突破和发展……这些都超出了《春秋》思想的藩篱。”孔子的学术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利用,因之得以弘扬。左丘明为史官,国君之功过他秉笔直书,所以他虽贡献巨大,却被历代统治者冷落,几乎成为被历史遗忘的人。今逢太平盛世,我们弘扬左丘明精神,即责无旁贷,又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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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公稽

左丘明后裔丘氏与孔子之后裔,相互认可,世代友好,友情不断。据传,唐太宗李世民敕封左丘明为“经师”之后,曾在孔府召见左丘明后裔“啇丘公”,孔子后裔了解其先祖孔子与左丘明为至交,对啇丘公非常友善,并宴请啇丘公。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冬十月,“天子有事于封禅,礼即毕,因幸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追封文宣王。凡属先贤后裔,咸加恩宠,追封左子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相传宋真宗在曲阜孔府召见丘芳,孔子后裔待丘芳为上宾,以后来往亦如至爱亲朋。明朝,孔子后裔将左丘明以“史圣”推崇给嘉靖皇帝,嘉靖敕封左丘明为“先儒”,并敕建墓门坊,御书“先儒之墓”。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肥邑知县呈报衡鱼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为史祖奉祀生,省巡抚委托孔府衍圣公孔广棨访查证实,丘行键确系史祖裔孙,于是建议呈批。后孔广棨曾为丘行键夫人题写“慈范光前”匾额,后因丘行键之子邱涟(又名玉洁)慷慨捐资修筑县学宫及诸祠,袭任奉祀生,孔广棨又为之题匾“承先卫道”(现两匾尚存)。据孔府档案馆所存文献载:“礼部为恳恩事仪制司案呈据奉祀生邱玉洁呈称,窃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奉部充补奉祀生,领有纸照,于本年八月间跟同衍圣公庆祝万寿(乾隆皇帝诞辰),到京患病,未及同归。”嘉庆八年,衡鱼邱氏呈请审批左丘明奉祀五经博士,孔府衍圣公极力支持,可见左丘明与孔子世代友善,亲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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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文物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丁公申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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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逝世后,左丘明为使孔子所著《春秋》流传后世,遂作传释经。这就是史称的《左传》、《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传》、《春秋左氏传》等。《史记·十二侯年表·第二》载:“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治《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文法,玉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剌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载:“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是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国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要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湣公共

  《左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为研究春秋以及此前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也为孔子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材料。《山东通史·先秦卷·〈左传〉》载:“在经学史上,《左传》是古文学派的重要经典,因其以史事讲解《春秋》而著称,它不但比《春秋》多记载了17年的历史,而且叙事远比《春秋》详细、完整、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左传之武略》曰:“左氏文字,为百家之祖。国策、史汉、韩、柳、欧、苏,无不摹仿。其章法、句法、字法、遂卓然自成一家言。欲读古文而不精求于《左氏》,是溯流忘其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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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父何(卿)   鲋祀(君)

国学幼儿园公益联盟.北京果雪儿幼儿国学教育教学中心,作为更适合国学幼儿园的国学品牌,致力于为更多国学幼儿园提供温暖、贴心、满意的高质量系统服务,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阶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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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到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才被人提起,按汉以后的儒生们的说法,

宋父周

一、左丘明授经(指《春秋》)于孔子,那麽顺理成章的是,左丘明就是孔子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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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即为君臣关系。此种说法源于孔子被后来的帝王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因《左氏春秋》为后儒们定位为三传之一,因此也在孔庙里给左丘明安了把椅子,跟孔圣人一块吃冷猪肉。

世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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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人看法是:

正考父

一、左丘明授经给孔子,他们没有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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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丘明与孔子关系不错,是朋友,但左丘明地位在很多时期高于孔子。理由如下:

孔父嘉(五世亲尽,以孔为姓。为华父督所杀)

1、《春秋》是鲁国宫廷档案,掌握在鲁太史左丘明手里,孔子要看必须从左丘明手里拿,后儒们为了说明《左氏春秋》和孔子编订《春秋》的关系,更为了抬高孔子,就把事实颠倒了。《春秋》起桓终悼,只是国家档案的一部分,整部档案都由左丘明和他的同事们整理出来,就没有再向孔子学习的必要,因此有师生关系也只能是孔子称左丘明为老师,但这个说法于史无据,也没必要硬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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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素王素臣之说,本是后儒们臆想后的臆语,因为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是孔子死后的牌位而非活的孔子。后儒们拔高孔子也是为了拔高子,好让自己饭碗里的肉多一点。孔子的成功在死后的几百年之后,是典型的“大器晚成”,他在活着时官运不好,经常下岗,除了教了一帮铁杆儿学生外,混得并不行,而左丘明世袭太史,官做得稳,一直干到退休,从总体上看,地位高于孔子。

      木金父(始居鲁,卿位始失)

于是有人为孔子与左丘明之关系作如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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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关系不错,是朋友,政治与学术关点一致,左丘明比孔子稍大,活的年纪也比孔子长。

      孔睪夷

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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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防叔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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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在回答左丘明和孔子的关系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人的基本情况。

      孔伯夏

一,孔子。孔子(前551——前479)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偏订了《诗》、《书》、《易》、《礼》等文献。他及弟子的言行被编录为《论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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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认为“仁”即“爱人”。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他在政治上主张“正名”,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自西汉以后,孔子的学说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

      孔纥(叔梁纥)

二,左丘明。左丘明(前502——前422)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魚村)人。与孔子同时,年龄或稍长于孔子。曾任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所以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国语》属于史书中的“杂史”,开创了中国用国别体记述历史的先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采用国别体编写的史书。所记历史从周穆王伐戎开始,直到韩、赵、魏三家灭知伯结束。书中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许多重要史实,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左丘明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称左丘明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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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两人同处一个时代——春秋末期。为了著述历史,孔子与左丘明曾经一同“如周,观书于周室”。也就是说,他俩曾经一同到周太史那里查阅过历史档案。回到鲁国后,孔子便写出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

    伯尼    仲尼

“左丘明”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里:“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第五》)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花言巧语,伪装和善,过分卑恭,左丘明认为可耻,我孔丘也认为可耻。心里隐藏对人的怨恨而表面上装出友好的样子,左丘明认为可耻,我孔丘也认为可耻”。

  (孟皮)  (丘)

从二人同去周室查阅档案以及孔子《论语》中的这段话,不难看出孔子和左丘明的关系不但过从甚密,而且感情甚笃,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

孔子三岁左右,叔梁纥因病逝世,母亲颜氏带着孔子从陬邑迁居到曲阜的阙里。孔子虽为殷王族后裔,但家道早已衰落,父亲逝世后家境相当贫苦。

回答:

孔子接受教育的过程,尤其是早期接受启蒙教育的过程一直都是难以说清的谜。孔子生活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是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因他辅佐成王有功,成王给鲁国一个最高的礼遇——诸侯享用天子的礼节。因此鲁国在周代的礼仪文化遗产方面比其他诸侯国要丰富得多,这个环境对孔子的成长有积极影响。孔子自幼敏而好学,童年时玩游戏,就常摆各种祭器,效仿大人们祭祀的礼仪,这为他礼乐观念的形成做了良好的铺垫。孔子十一岁时曾跟鲁大师学习周礼,十五岁时,开始有了明确的学习目的,一直努力学习古代文献,“自学成才”。他的丰富思想学说主要受周礼影响,广泛的学习内容除来自文献史料外,还来自勤学好问,来自社会生活实践。正如他自道的那样“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到二十岁时,孔子已经掌握了很多文化知识,涉猎相当广泛,博闻强记,多才多艺,有“博学好礼”的美誉。他担任过给人帮办婚丧祭祀的“相礼”、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牧场牛羊的“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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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到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才被人提起,按汉以后的儒生们的说法,

孔子的身份是“士”。古时的“士”在成人时要举行加冠礼,娶妻生子都要在加冠之后,一般在二十岁时进行,因家庭变故可能提前。孔子的加冠礼应该在二十岁前,因为,他十九岁就娶宋人丌官(Jīguān)氏为妻,二十岁生子鲤时,得到昭公赐的鲤鱼——“士”一级以上的人才有的待遇。成人时的孔子长九尺有六寸(古代尺短,一尺为现在的六寸九分),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图片 11一、左丘明授经(指《春秋》)于孔子,那麽顺理成章的是,左丘明就是孔子的学生;二、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即为君臣关系。此种说法源于孔子被后来的帝王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因《左氏春秋》为后儒们定位为三传之一,因此也在孔庙里给左丘明安了把椅子,跟孔圣人一块吃冷猪肉。而本博主的看法是:一、左丘明授经给孔子,他们没有师生关系;二、左丘明与孔子关系不错,是朋友,但左丘明地位在很多时期高于孔子。理由如下:

孔子出生在鲁襄公时代,经历了昭公、定公,至哀公十六年。这个时代,社会正处在激烈变革的时期:周王朝中央政权早已名存实亡,周王朝制定的礼乐制度也被破坏殆尽,齐、晋等强大诸侯国曾先后成为霸主,左右政局,发号施令,接受本应周天子才可以拥有的朝贺和贡赋。各诸侯国权势也在下移,权柄掌握在卿大夫手中,如当时的霸主晋国的权柄为六卿掌握,齐国的权柄为田氏掌握,而鲁国权柄为三桓掌握。诸侯卿大夫的权力也在丧失,为他们的家臣所控制,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最典型的是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虎曾一度专断鲁国政治。

一、《春秋》是鲁国宫廷档案,掌握在鲁太史左丘明手里,孔子要看必须从左丘明手里拿,后儒们为了说明《左氏春秋》和孔子编订《春秋》的关系,更为了抬高孔子,就把事实颠倒了。《春秋》起桓终悼,只是国家档案的一部分,整部档案都由左丘明和他的同事们整理出来,就没有再向孔子学习的必要,因此有师生关系也只能是孔子称左丘明为老师,但这个说法于史无据,也没必要硬扯。

孔子崇尚周代的礼仪文化制度,在他大约二十三岁左右开始招收弟子,他一边刻苦自学,努力钻研,不断充实自己,一边私人讲学。大致在孔子二十四岁时,他的母亲颜氏去世。

二、素王素臣之说,本是后儒们臆想后的臆语,因为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是孔子死后的牌位而非活的孔子。后儒们拔高孔子也是为了拔高子,好让自己饭碗里的肉多一点。孔子的成功在死后的几百年之后,是典型的“大器晚成”,他在活着时官运不好,经常下岗,除了教了一帮铁杆儿学生外,混得并不行,而左丘明世袭太史,官做得稳,一直干到退休,从总体上看,地位高于孔子。现在有人认为太史就是今天的史志办主任,地位不高,大错矣,本博主将在另文对此介绍。图片 12

孔子三十五岁时,鲁昭公被三桓驱逐逃到了齐国,鲁国一度没有国君,孔子得不到任用,也到了齐国,做了贵族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推荐,齐景公曾向孔子咨询过治国的道理,很欣赏孔子。但齐国有大夫排挤孔子,他便离齐返鲁。当时的鲁国,贵族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政治紊乱,孔子没有出仕的机会,便居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他刻苦钻研《周易》竟“韦编三绝”;同时,他继续私人讲学。

于是本博主为孔子与左丘明之关系作如下定位:

阳虎失败出奔后,孔子五十一岁时才被任用,先是出任中都宰,又升任司空,继而成为司寇并摄相事,参与国家大事。他施展抱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齐鲁“夹谷盟会”争国权,二是堕“三都”振兴公室。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齐景公与鲁定公在夹谷相会,孔子以“相”的身份参与仪式的主持。在定盟过程中,孔子申明礼法,挫败了齐国的侮辱和威胁,保全了鲁国的尊严。“三都”是孟氏(也称仲孙氏)、叔孙氏和季氏的封邑,是三桓势力的根据地,它的存在,威胁鲁国中央政权;“三都”又掌握在各自陪臣手中,也威胁着三桓本身的利益。孔子争取叔孙氏的同意,先堕了郈邑;又打败了季氏家臣公山不狃的反叛,成功堕费邑。成邑因在孟氏家臣公敛处父坚守下,鲁兵无力攻克,使“堕三都”计划未能圆满。 

二人关系不错,是朋友,政治与学术关点一致,左丘明比孔子稍大,活的年纪也比孔子长。(来源于左氏春秋网)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虽然参预治理国政只三个月,就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齐国担心孔子主政鲁国强盛了会对齐国构成威胁,便设法加以破坏。于是给鲁君臣送来女乐八十人,良马一百二十匹,华车三十辆。鲁国国君和执政者接受了齐国的馈赠,沉溺于女乐,一连三天不上朝问政。孔子大失所望,离开鲁国,开始他的“周游列国”之行。

回答:

孔子先后周游过卫、曹、宋、陈、蔡、楚等国,其间数度被困:在宋国受到匡人的围攻,受到宋国司马的威胁;在陈蔡两国边境的郊野,断粮几天,一行人疲惫不堪。孔子周游十四年而终不见用,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

左丘明与孔子应该是朋友关系

回国后,孔子继续从事教学,并继续完善《诗》《书》,《礼》《乐》的整理,因鲁史而作《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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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9年,孔子七十三岁时,大病七天而卒,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旁。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这句就看得出,孔子是很尊敬左丘明的。

二、人生价值

(一)孔子是承前启后的学者

孔子的学术成就,是从钻研古代文化遗产开始的。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第1章),强调继承,反对凭空编造。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第28章)。

孔子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把《易》学由卜筮引向哲理。他引用《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没有恒心的害处,并认为这样的人还是“不占而已矣”(《子路》第22章),辩证而理性的运用卦爻辞。儒家从哲理角度解释《周易》的“十翼”,源于孔子的思想。它解释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辞》)它解释阴阳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

五经中有两部是历史书,一是上古文献汇编《尚书》,一是孔子所在时代的《春秋》。孔子对《尚书》进行了整理,又依据鲁国史书编纂了《春秋》,对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历史资料进行解释和点评,把历史作为资政工具,并为教学提供教材,为当政者提供参考。《春秋》可以说是孔子心血的结晶之作,他一直都在整理完善补充,直到他逝世前。他按周礼和仁的标准,赞扬和肯定符合礼的人物言行,批评贬损违背礼和仁的人物事件,给当代人和后人树立了效法的榜样和警示的范例。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孔子世家》)实际上,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过程中揉进了自己的心血,也揉进了自己的思想,他把“中庸”“仁政”“礼”“忠恕”“正名分”等政治伦理思想,寄托在史书之中,运用史书来宣扬政治主张。

孔子对《诗经》的整理,是他为这个宝贵文化遗产至今能够存世作出的巨大贡献。《诗经》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的各类诗歌的总集。孔子删繁就简,对它进行了归纳和分类,并将其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第2章)”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8章)他重视《诗经》的知识功能和晓喻教化作用,让弟子把它作为从政做人的借鉴资料。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第5章)作为学者的孔子其贡献主要从整理著述史料、私人讲学、向统治者和世人宣传政治伦理思想三方面体现出来的。

其实,孔子的“述而不作”的“述”本身是有选择的。比如孔子在根据史料整理《春秋》时,在注重“贬损之义”(司马迁语)的同时,也注意了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美化”,最典型的就是在《左传·昭公七年》关于孟釐子因“病不能相礼”,临死时嘱其大夫让儿子仲孙何忌(孟懿子)与仲孙阅(南宫适)拜孔子为师的记载。在《春秋》中,对历史事件“补叙”的内容较多,多为“初(当初)”如何如何,而这里却是在当年的事件中直接交待了日后发生的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的内容是鲁昭公二十四年时的事,在这里提前做了交待。包括前文提到的鲁襄公十年“师归,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后的“生秦丕兹,事仲尼”也是在当年的事件中交待日后发生的事,明显都是补记的。

文化势必有传承,历史势必有沿革。孔子的“述”是继承和发展,在“述”的过程中完善了他的学说。孔子的学说集前人思想智慧之大成,是对历史发展的经验的总结。    

(二)孔子是伟大的史学家

正是基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孔子精心对古代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涉及到《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资料之一就有《古文尚书》,孔氏家族使得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资料,仰赖于孔子悉心考据和整理。今天我们研究春秋历史乃至更早一些的历史,都可以从孔子所述的《春秋》和相关的《左传》中找到线索。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和项羽的火烧咸阳,经过孔子整理而留存下来的史料应该会更丰富。司马迁对孔子在史学上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史记·年表第一:三代世表》序言是这样说明的: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之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在《史记·年表第二:十二诸侯》中司马迁对孔子的史学贡献又一次予以称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甚至司马迁“谱十二诸侯”,都以孔子为界——“自共和讫孔子”。 

在通释《论语》的前后,我通读了《春秋左氏传》。可以说《春秋左氏传》的内容我看明白了,但对所谓的“春秋”概念所指却一直搞不清。一般认为《春秋左氏传》所列的“经”才是《春秋》。但实际上这“经”简略得不能再简略了,有的只标了诸如“夏四月”“秋七月”字样,后面没记录任何事件。“经”的文字并不多,可整理的内容极少,无非是排排序,不可能耗费孔子很多精力,倒是《春秋左氏传》的文字笔法值得称道,对部分历史事件解释评论的内容极具特色。如果说孔子仅仅抠了诸如“天王狩于河阳”几个字眼,就算修《春秋》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而实际上,读《春秋左氏传》明显可见孔子“加工”过的痕迹。试举几例:

《左传·文公二年》在记载鲁国“大事于大庙,跻僖公”的事后加了孔子的评论:“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姑且不论孔子对臧文仲的评价是否准确;就这个内容看,它显然是后加入的内容。因为孔子生在鲁襄公二十二年,这个被“评论”的事件比孔子出生还早七十五年。类似的事件还有《左传·成公二年》对卫君允许仲叔于奚可以“曲县”“繁缨”一事,也加入了孔子的评论。《左传·襄公十年》“生秦丕兹,事仲尼”也是在原史料基础上后加入的内容。如果说这些都是左丘明记录的,他是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料的呢!他为什么要刻意加入这些内容呢!这些显然都是孔子为之。

查《春秋左氏传》中有二十八年三十一个历史事件涉及孔子的记录,分别以“孔丘
”“仲尼”“孔子”来称呼。其中以“孔丘”出现四处十次,孔子自称“丘”三次,以“孔子”出现共两次,以“仲尼”出现共二十七处三十四次,以“尼父”称之一次。涉及孔子参与的历史事件,有昭公七年“孟釐子病不能相礼”转述他人的话里用的是“孔丘”,议论叙述用的是“仲尼”;哀公十四年孔子请伐齐的记载“孔丘”“孔子”都用了。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全用的“孔丘”,哀公十六年孔子逝世用的是“孔丘”,定公十二年“堕三都”的记录全用的是“仲尼”。用“仲尼”的口吻直接评论历史事件二十一处,以“孔子”评价一处,在叙述历史人物中刻意补叙的内容两处,通过事件中人物转述“孔丘”一处。孔子评论的历史事件,有在孔子出生前发生的,有发生在孔子历世之前的,也有发生于孔子当世的。关于孔子逝世的记录,更非“左丘明”记录,显然是孔氏门人所为。所谓《左传》对诸如为什么要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所做的解释恰恰是孔子的意思。所以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修“春秋”,不单单是修“经”,他还参与了所谓的《春秋左氏传》的编集整理,或者说孔子修的“经”包括《春秋左氏传》。孔子停止修《春秋》后,他的门人继续了此后对《春秋左氏传》的整理编集,否则《春秋左氏传》不可能把孔子的逝世当作记录的重点。

那么,又怎样理解《春秋左氏传》出自鲁国史官“左丘明”之手呢?《论语》确实提到了“左丘明”这个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第25章)从《论语》这段话的口气推断,孔子以左丘明的判断标准来比较自己的态度,流露出对左丘明的敬重,左丘明不可能晚于孔子。从孔子这里对左丘明认同的口气判断,极有可能孔子所修《春秋》依据的资料就是左丘明一脉传承下来的,或者是左丘明提供的。孔子不但修了《春秋》,还续写和补充了《左传》。《史记·年表第二:十二诸侯》的序中司马迁确实提到过左丘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如果从司马迁这些话推断,左丘明应该稍晚于孔子。但司马迁的这些话与《论语》中孔子提到左丘明时的语言态度是有矛盾的,不知道司马迁是从哪里获得这些关于左丘明的信息的。总之,这个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是孔子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中的“文”就是历史文献。孔子一方面整理历史文献,一方面又在积极传播历史文化。

在整理研究中,孔子也在不断地丰富自己,成就了广博的学识,《史记·孔子世家》记录的孔子就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关于“坟羊”的考辨,对吴国使者关于“骨节专车”的解释,对“有隼集于陈廷而死”,关于“楛矢”的推测,对“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所获之麟的辨识,都显示出了他丰富的历史学识。

人们在概括孔子功绩时,对他的称道主要集中在教育上和思想上,而忽略了他作为史学家对后世的卓越贡献。作为史学家,孔子的贡献不亚于后世的一些著名史官,甚至可以与司马迁相媲美。试想,司马迁是国家专职史官,有相应的资料来源渠道,而且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获取一些想得到的资料,孔子没有“行政”上的支持,所有资料全靠“个人行为”收集,包括他删重就简整理《诗经》,也要从四面八方的不同角度找来。

(三)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其实,在孔子之前就有“教育”,但人们谈起教育自然会把孔子当作教育的祖师。其原因之一是他是第一个把教育普及到平民社会的人。孔子以前,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到正规的教育,教师是国家任命的一种官吏。《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一种叫“保氏”的官吏,职责之一是教育贵族子弟,教育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贵族教育不受重视。于是,孔子毅然承担起教育家的职责,首开私人讲学授徒之风。他的弟子很多,数十年间,受其教诲者约三千人,其中学业有成的达七十多人,早年招收的弟子,有的年龄跟孔子接近,秦商只比孔子小四岁,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晚年招收的弟子,有的是孙辈、重孙辈,像曾参是孔子弟子曾晳的儿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公孙子石竟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弟子中颇有一些突出的人物,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德行突出著称,宰我、子贡以善于辞令著称,冉有、子路以从事政治著称,子游、子夏、曾参则精通文献,成为孔子学说的重要传人。

孔子说:“有教无类。”(《卫灵公》第39章)“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第7章)孔子的教育对象异常广泛,只要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断上进的人,他都谆谆教育。孔子的弟子主要是平民,但也有贵族,如南宫敬叔,是孟釐子的儿子。有的人家境比较富裕,如公良孺,“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周游列国。有的人则穷得很,如颜渊,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每天吃竹筐中的粗粮,渴了就喝清水,死了没有钱办丧事——对这样的弟子,孔子从不轻视,而且特别推崇他的好学与道德,把他看做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公冶长虽被关进监牢之中,但孔子认为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罪过,因而不仅不轻视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的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6章)他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六艺”中的“礼”属于德育,“乐”属于美育,“射”属于体育,“御”属于实践技术,“书(历史和文学)”“数(数学)”属于智育。孔子重视实践,特别强调道德实践,就连周游列国之时,他还与弟子们在树下演习周礼——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不外乎如此。

孔子教学经验丰富。

第一,他善于调动弟子的积极性。《论语·先进》第24章记叙他与四个弟子在一起谈话的过程,他启发弟子各自陈述志向,仔细倾听,充满平等和乐的气氛。他把培养弟子的兴趣和志向摆在重要位置,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第20章)

第二,他善运用启发式教学。他善于调动人的智慧,因势利导。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第8章)这就是从不同角度引导发问者自己思考。他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8章)

第三,他善于因材施教。当有国君、官员或弟子向孔子“问政”“问仁”“问智”“问勇”等时,孔子对不同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论语·先进》第20章记载了一个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第四,他强调对知识的复习巩固。孔子提出“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11章)《论语》开篇之章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学习方法至今我们还在沿用。

做为教育家的孔子,他用自己的言行展现了教育者的风范,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第2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第9章)这种敬业求学精神,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使他成为“万世师表”。

(四)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

孔子的思想学说的形成应该与他早期启蒙教育有关,与他生活的鲁国是周礼传国的环境有关,更多的则与他研究整理的古代文化内容有关。他在整理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思想学说逐步形成,从而创立了儒学并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学术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中庸”“仁”“礼”“正名分”等政治伦理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思想和学说,他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传播,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永载于世界文明史册之中。

孔子强调的“礼”实则是“周礼”,是周代社会行为规范的总称,它是周公旦借鉴前代礼仪传统而制订的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维护周朝统治制度的礼法。孔子推崇周礼,崇拜周公。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14章)孔子用周礼教育弟子和引导教化百姓,也在遵循周礼、宣扬周礼过程中扩大了周礼的内涵,形成了儒家的思想学说:核心是“仁”,形式是“礼”。

孔子所宣扬的“仁”就是“博爱”,就是“以人为本”。从小饥寒交迫的生活经历也是孔子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形成重要因素。他把“仁”放在“礼”之上,认为“礼”是为“仁”服务的,反对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第3章)“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第13章)“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第9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第4章)“仁”体现在为政方面就是统治者要以仁义之心待民,要勤政、节用、有信,要爱护百姓、安抚百姓,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1章)他还说“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第43章)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为政,焉用杀?”(《颜渊》第19章)孔子反对不经过教化就让民做事,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第30章)孔子主张的“仁”的理念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表现了对人的尊重,这正是孔子和儒学的伟大之处。

孔子推崇中庸之道,他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第29章)有子也传达了孔子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第12章)
“中”有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有平常、常道等含义。孔子把它看作最高的处世标准,作为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孔子主张的中庸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在“仁”与“礼”规范前提下的中庸,即“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第12章)孔子对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疾之如仇,他认为“乡原,德之贼也”(《阳货》第11章)。“仁”和中庸之道在个人修养方面主要体现在“忠恕”上。“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待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敬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统率着忠、恕、孝、悌、宽、恭、信、敏、智、勇、刚、毅等诸多道德规范。

在方法论上孔子主张实事求是,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为政》第18章)做到了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保守固执,不唯我独尊。(《子罕》第4章)他“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第21章),他认为,祭祀不该祭祀的对象是谄媚:“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24章)对世俗迷信的鬼神,他有自己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第22章)。

做为思想家的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主张似乎离现实不远,又似乎很远。为了实现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穷毕生精力整理研究、奔走游说、亲自实践,虽四处碰壁,仍不屈不挠。

孔子是个人文主义者,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思想中。他反对暴政,主张德治、礼治。在他的仁政思想中,不赞同但又不完全反对法治。做为人文主义者,他主张对民众的教化,这一点我在文章中做了专门的论述(见《泰伯》第9章拙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合理句读》)。

做为人文主义者,孔子反对愚忠,不主张犯颜直谏,更不主张愚忠而死,所以他称道“不为纠死”的管仲。(《宪问》第16、第17章)他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主张为官者“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他自己本身也是轻易不结怨的人,既坚持原则又颇识时务。后代儒者曲解了孔子的思想,劝导臣子犯颜直谏,坑害了许多忠臣。孔子自身就是个很“人文”的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第17章)

孔子是一个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人:他不信鬼神却信天命。他十分想得到任用,甚至想凭借他人引荐接近为政者,来达到出仕的目的,但他又不得不弃官出走;阳货请他做官,他躲避了,却又想应公山弗扰和佛肸之召(见《阳货》第4、6章)。他自己也知道“三年之丧期已久矣”,但他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报答父母(《阳货》第21章)。在孔子思想中,周礼是根本不可动摇的,“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第7章)他为一些事物的变化哀鸣,“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第25章),但他又认同“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第3章)。他反对使用武力,但他又建议国君出兵讨伐齐国“弑简公”的陈成子(《宪问》第21章),他是一个典型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

做为圣人的孔子有高人一筹之处,又没有完全脱俗,通俗一点说,孔子是一个对自我严格要求,积极进取的有思想的人。孔子不是神,也不是妖,他待人处事“无可无不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好人,是个品行正直而又不固执、不任性的好人。

孔子弟子们是这样评价孔子的: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人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第11章)

当有人称赞子贡比孔子强时,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馆)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导)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听到有人诋毁孔子,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张》第23、24、25章)

曾子曰:“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见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道之,是夫子之能劳也。”(《说苑·杂言》)

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的一段评述引起了我的共鸣:“……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回答:

孔子是战国没落的贵族;

孔子是儒家的至圣

孔子是中国大众化教育的祖师爷;

孔子是周游列国的学术带头人

孔子是多才多艺的能人;

孔子是生前生后都孤独的人;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

孔子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孔子一个被后世曲解、过度消费的可怜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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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方面,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另一方面却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他虽承认天道有其自存的一面,却也认为天道乃在人道之中。具体而言,孔子所关心的不是形而上的超越之道,而是形而下的生活之道。在他看来,天道乃是内在于人性的。所谓“人乃弘道非道弘人”。这就构成了一个难题,即,倘若天道内在于人道,人又如何透过人道来认识天道?
如果人无法清楚地分辨人道与天道?是否就会使“人道”取代了“天道”,而使“天道”被“人道”完全淹没?

回答:

孔子,圣人也。其人生时并没有多少声望,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是他的足迹命运,但他逝后又名垂千古,儒家学派祖师爷,历代朝野的楷模。

孔夫子言行中庸,著作谌称经典为后人学习仕途的必考科目。

儒教思想自成体系,民本及治世理念深入人心,文化传承渊远流长。孔子的文化地位非常高,中国第一人,在周公老子之上。

回答: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家,思想家,拥有弟子三千,门客八百。特别他的因材施教,影响至今。

回答:

孔子是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识代表人物,拥有弟子三千,门客八百。他的因材施教对现在都起着作用。

回答:

孔子就是背锅侠。反正他死了几千年了,怎么给他泼脏水都没事。

回答:

私立学校校长、旅行团团长、黑社会、传教士。

回答:

古代突出的教育家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修编六书,教授弟子3000。思想家就谈不上,封建礼教、克己复礼也算思想吗?他的政治主张保守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