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加藤嘉一:一个写作者的终结,就是不迷茫了 | 三明治访谈

澎湃新闻记者于亚妮 发自沈阳、北京 实习生 周梦竹 蒋玮琦 钟政 尚芳剑

文 | 李梓新

刚入11月,初来沈阳的加藤嘉一就见识到了东北寒冬的不客气。他终于屈服了,把每天的晨跑改成下午跑,还在百般挣扎之后,买了条秋裤,虽然他很介意这会让腿看起来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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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同学心目中的帅哥老师,身高183厘米,身材匀称,平时上课要穿西装打领带,声称理发要回东京特定的理发店,屋里有几瓶不同味道的香水。

“试一试,我家乡的胡椒茶。”
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加藤嘉一掏出一份礼物,像所有日本人一样客气。他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充满着礼貌。他的中文在我听来达到了95%的标准程度,可能比带着浓郁南方口音的我更加易懂。

加藤嘉一挑选“人生第一条”秋裤。 除特殊标明外 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于亚妮

这是我们在远隔大洋的第一次采访之后数月,在上海的一次会面。

10月份,加藤嘉一刚到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课时,研究生杨旋觉得简直是偶像走进现实。她因加藤嘉一的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报考国际关系专业,没成想研二这一年,加藤嘉一竟成了她的老师。

加藤嘉一身材挺拔,他的身高在日本男士中应该属于出众的一批,不知是不是归功于长年跑马拉松。从小学开始的每日奔跑,以及后来的坚持写作,使他很自然地将同样这么做的前辈村上春树视为偶像。更何况,他们还都曾经在波士顿的剑桥镇生活过,日日绕着查尔斯河慢跑。

加藤嘉一的课程为《国际关系前沿问题》,既不是必修课,也非选修课,算讲座类,没有学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自愿参加。

在他所出的《我所发现的美国》一书中,加藤嘉一写道,他曾幻想过,自己跑步的时候会不会碰上村上?

并非每个人都和杨旋一样了解加藤。在决定是否听课前,同学们还是百度了下这位加藤老师。百度搜索“加藤嘉一”,第一条:“加藤嘉一被赶出中国”,相关搜索:“加藤嘉一骗了中国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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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加藤孤身来到中国,成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2005年,他因对反日游行的评论走入公众视野:那时他出书、演讲、被两国领导人接见,责任大到认为“如果我不努力,中日关系就会崩溃”。

但是和村上写下牧羊人的奇幻世界不同,加藤嘉一写的大多数是政治、社会的专栏文章。他很看重专栏作家这个身份,这是源自西方媒体的一个高贵传统,如同他十分欣赏的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样。而他自己也是以西方媒体专栏作者这个身份在中国获得了广泛了认知度。2008年,24岁的他受时任FT金融时报中文网创始总编辑张力奋的邀请,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他出众的中文写作能力和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视角,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

悬走于中日关系的钢丝上,加藤自信可以掌握“平衡”,却未料在2012年,因对“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一夜间遭遇“讨伐”。失意离开中国后,他又被曝“履历造假”。

十年过去,中国媒体行业沧海桑田。在鼎盛时期,加藤嘉一曾经在《南方周末》、凤凰博报、《瞭望东方周刊》、《VISTA看天下》等多个杂志开设专栏,并上过CCTV一套和凤凰卫视等节目。而十年后,他也轻叹自己的知名度有所下降。

在美国访学三年后,加藤重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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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一年半,他似乎“失宠”了:外界少有人知道他的去向;也鲜有人知道,他从未放弃野心,正酝酿一个“空降”政坛的日本梦。

2012年夏天,一叶知秋的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到哈佛做访问学者。临行前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寄望于自己在某天归来。

“你他妈跑步也得买票!”

一年之后,他妻子也辞职工作来到他身边。在妻子研究生毕业,留在华盛顿工作之后,加藤嘉一也结束了美国三年后自己在辽宁大学短暂的客座教授生活,回到华盛顿定居。在那里,他成了中日美三国的第三只眼,他在西方媒体和智库的空间有所拓展。他经常应邀撰写关于中国的各种报告,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同时写作。他过去积累的政界和学界资源还在日益加深。他和曾写下《日本中产阶级研究报告》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交往甚深,他也拜访过写下“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他和相关使节以及学界专家经常交流意见。

加藤嘉一要去北陵公园跑步,不知道要买票,直接就冲进去了,被门卫大哥截住。“我是来跑步的”,加藤解释,“你他妈跑步也得买票!”东北大哥粗声吼道。“请原谅我的无知”,加藤拿出日本式的客气。

他热衷于扮演这种角色。但又对中国传统媒体的迅速凋谢略感无奈,这使他正逐步失去一个重要的表达平台。而他自己又不熟悉甚至有点抵触微信公号等新媒体,至今还没有开设个人微信公号的计划。

对于加藤来说,沈阳的生活是新鲜的。他好奇“东北大哥为什么从中午就开始喝酒”,担心自己是否能挨得住东北的冬天,关心辽宁省的经济发展为何如此不景气,困惑自己讲课时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总有两个女孩子笑着耳语……

一个34岁青年,在中日美三国之间用笔努力地扩展着自己的表达空间和存在坐标。这已经不是中国当前话语传播体系熟悉的写作语言和主题,但他依然坚持着。从在中国写中国,到在海外写中国,正如他所言,“中国”本身有无数个存在,换个角度看,也是另一片世界。

2016年11月10日这天晚上,是一节讨论课。

Interview**

同学评价加藤嘉一上课——“有爆发力”。

三明治:可以谈谈你小时候的写作经历吗?

17:30左右,辽宁大学则行楼的会议室里陆陆续续来了几十个学生。

加藤嘉一:我和大多数写作者不太一样。我小时候没想过写作这件事。小时候我们需要随着学校必修课写作文、小论文。高中毕业前,我都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除了和跑步的训练日志之外,我也没有主动写过任何文章。那时候我作文成绩差,汉字也掌握得不好,语文考试大概也就65分左右吧。我们学的汉字是日式繁体字,写法、发音、意思和中文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学的汉字对学中文并没有帮助。所以我18岁到中国,学中文还是很费劲的,总是遇到自以为是的困境。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二十分钟后,加藤嘉一走进了教室。上身绿色运动服,下身黑色运动裤,背着书包,头上别着运动镜,像是刚训练完的体育生。

三明治:但你的英语一直不错?

他跟学生们自然地打招呼,前排同学跟他聊天,他抽空过来跟澎湃新闻记者寒暄几句,解释“刚跑完步没换衣服,平时都是穿西装来上课的”,说完向旁边的同学求证,“对吧?”同学点点头,小声补充:“还扎领带。”

加藤嘉一:我从小比较崇洋媚外,我从小非常喜欢用片假名表述的东西,比如罗马史、欧洲史,那些都是音译的。从小我对汉字是有距离感的。但在我所有科目里面英文是最好的。

觉得“偶像走进现实”的杨旋也来了,她研二的同学们虽然忙着考博或者找工作,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同学来听加藤上课。

三明治:在你的书中写到,你的父亲因为欠债,被黑社会追杀。从小你们家搬了20次家,这些经历对生活是不幸,对写作却可能是幸事?

这周讨论的题目是《中日关系如何和解》,先自由讨论。时间到,加藤一拍手,喊一声“好”,
让各小组依次发言,这时他看起来又像是长跑队的教练。

加藤嘉一:和同龄人比我的故事可能比较多。中学的时候我作为小孩子,就同时要处理很多事情。我的生活素材很多。所以我现在的写作,也比较喜欢讲故事。但是中学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写,那时我每天没有睡过五个小时以上的觉。我需要训练跑步、打工、应对追债的人,作为长子照顾弟弟妹妹。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文字表达什么。

班长柴永兴很喜欢加藤老师的活力,他评价加藤老师上课的特点是——“有爆发力”,“他的讲话和他的肢体语言,特别的有爆发力,不自觉地就会集中精力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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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旋更喜欢的,是加藤老师能给他们说很多全世界各国的见闻。

三明治:那个时候,你每天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下课已经是20:20左右了,五六个同学还是围在老师身边,他们总要把加藤老师送到学校大门口,一路和他聊天,目送他打上车才肯离开。

加藤嘉一:我那时每天凌晨3:15起床打工,然后骑车上学,单程15公里。7:30上学到下午五点,然后还要训练两个小时,还要做作业。每个月到一定时间点,就要付学费了。我和弟弟往往没法按期支付。那个时候,班主任会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条,意思就是你欠费。我上的学校是初高中连读的私立中学,同学的家境大多比较好,我这样的人比较另类。

加藤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学生们送他的时候,他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活着的意义,“他们让我感觉我这个人活在社会上还是有用的。”

三明治:既然穷,为什么要上收费的私立学校?

“比当年见国家领导人感觉还强烈吗?”记者问。他停顿了好久,“那时我是膨胀的,像个泡沫,现在踏实,接地气。我只需要为眼前少数的学生负责。”

加藤嘉一:我算是运动家庭出身,我爸爸看我小学六年级已经长1米7,觉得我应该去上运动相关的中学,那时他的生意还没有破产。于是送我去体育比较有名的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不过,我上的是成绩比较好的实验班,不像体育班每天只要上课到下午三点半就训练,全校只有我一个是既上实验班又练体育的。

他的生活似乎简单了许多,每天只剩下写作、跑步、上课。他用的诺基亚按键平板手机里,联系人只有三十几个。

三明治:你觉得练体育和现在你写作有什么关系?

“有些节目能看100遍”

加藤嘉一:日本的学校比较重视中国儒家的文武两道。文化成绩过不了,是参加不了比赛的。日本政界商界有很多是练体育出身。我大概从七八岁跟着父亲开始练习专业的跑步。由于在体育氛围较好的静冈县伊豆半岛长大、足球、篮球、棒球我都会一点。

这和他几年前的生活截然不同,那时候他很忙,要交的朋友很多。

在我看来,写作和跑步两者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毅力,得了解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要学会怎么理顺你的状态。如果面临10天之后的比赛,我就要安排自己怎么睡觉、吃饭,把状态调整到10天之后的早上八点,我觉得写作也是一样的。如果我要准备明天的题材,不管是严肃还是轻松的,我都会相应调整饮食和睡眠,我比较会搞状态。练体育要明白自己体质、思维、长处和短处,要客观认识自己。这和写作一样的,所以我特别明白,村上春树把写作、跑步和人生三位一体,我觉得他表达得特别到位。

加藤回忆,那时他每年接受300多次采访,写200篇以上的文章,进行超过100次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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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课后和同学闲聊。

三明治:小时候,报纸和书对你的影响如何?

在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他写道:2010年1月21日晚,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得了胰腺癌;25日下午,医生让全家人到医院;他迅速安排了行程,23日回日本,26日一早就回了北京。

加藤嘉一:我从小比较喜欢看英文报纸。初中三年级第一次出国去澳洲,产生了到联合国工作的愿望。所以我学英文、国际社会、地理很有动力。但直到高中毕业之前,除了田径有关的理论书和漫画,我没有主动读过一本课外书。小时候读过《三国演义》除外。那时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漫画自然会看一些。我喜欢《足球小将》和《灌篮高手》等。

26日下午,他要去录制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晚上要写《金融时报》专栏,之后的几天还要飞上海、飞辽宁……

三明治:我们来谈谈学中文的经历。

2011年,他对外经贸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母亲坐在台下。27岁的加藤那天感谢了很多朋友和恩人。

加藤嘉一:一开始我靠尽量不用花钱的方法学习,经常听收音机,还跟北大日语系同学结成语伴,第一个语伴是浙江温州人,我和她学了两年,每周1-2次。从“妈麻马骂”开始。到今天可能有朋友会说我的话有浙江口音。最麻烦的是声调,为了掌握声调,我花了大概两整周的时间,因为日语的声调都是平的。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待在日本,会是怎样的人生轨迹?”坐在辽宁大学附近的咖啡厅里,澎湃新闻记者问加藤。

我进北大那一年,正好发生了非典,上课很不正常。我就经常在宿舍读人民日报,就像我初中读英文报纸一样,读着读着就慢慢适应,学会阅读了。三个月后,我就能用汉语进行最基本的沟通,甚至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专业课,一开始完全听不懂,很多老师普通话发音比我还差,而且他们上课时也经常自言自语。后来,我每次回到北京,听着儿化音都会很亲切。

“不知道,可能在伊豆种地吧,”他不假思索。“可能继续朝着当优秀运动员奔跑,但最终不得不被迫回伊豆种地。”

三明治:你第一次发表中文文章是什么时候?

他的故乡伊豆,以海景、山脉和温泉和一个日本式的纯真爱情故事《伊豆的舞女》著称。但在加藤的记忆里,他在故乡度过的童年很难称得上浪漫和纯真。

加藤嘉一:我记得2006或2007年吧,《瞭望东方周刊》开设一个叫“东游记”的专栏,邀请了几个老外来写在中国的见闻和所思所想,经朋友介绍,我成为了其中一个作者。记得我第一篇文章的主题为“一个日本80后眼里的中国”之类的。

在自传中他回忆,自己3岁开始种地,13岁开始每天凌晨3点半送报纸,16岁开始做翻译养家。父亲工作不顺利,不仅拿不到工资,丢了房子,还要一家五口人外出逃债,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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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高中毕业后,加藤嘉一独自来到中国读大学。他来中国的理由之一是:在日本读不起大学,他要顾及弟弟妹妹的学费,中国物价低。

三明治:那个时候,博客和BBS你用得多吗?

来中国后,他为了生计到肯德基打工,通过背诵《人民日报》等方式学中文,做翻译挣钱。

加藤嘉一:对我的中文写作来说,一个转折点是2008年上半年开始在《凤凰博报》上写博客。每篇有几万到几十万的阅读量。不久,我就受张力奋先生的邀请在FT中文网开了专栏,那段时间,依我看,FT中文网正好处于突飞猛进的高峰期,我也是从中的受益者。之后,我就比较自然地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等媒体开设专栏了。至于微博,我原来根本不打算开,那是时任《新周刊》执行主编的封新城先生推荐并鼓励我开的。我有IT恐惧,所以天涯BBS我没有上过,北大BBS还是上过的,了解一些校园内的动态和言论,毕竟是北大嘛,会有一些故事可以作为写作的素材。我也看韩寒和徐静蕾的博客。

7年以后,当年的穷小子荣归故里。2010年后,加藤嘉一开始出现在日本的电视上,他甚至有了一档以他名字命名的栏目——《加藤嘉一流》,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讨论类、旅行类节目里。

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最喜欢看报纸,《南方周末》每周必买,那时每天到北大东门的报亭买《新京报》,也买一些杂志。每月买报纸杂志要花100块以上。报亭的叔叔也很懂行,对不同报刊的位置摆放都很有门道,我经常和他们交流,有很多碰撞。那种碰撞令我怀念。当时中国的纸媒,那个环境系统,是一个共同体。

加藤觉得很满足,因为80多岁的姥姥很高兴。姥姥从小带他,老太太把这些节目都录下来,每天重复看,“有些节目都能看100遍”。亲戚们也在看,当年父亲欠债多少给家人间的关系带来些影响,如今亲戚们看到加藤很努力,也对他家给予了谅解。

三明治:这个命运共同体现在基本就解体了。变成微信时代了。

“这个人好像是个人物”

加藤嘉一:对,变成新的共同体。我认为时代的变化,有些事情是挡不住的。“标题党”是现在新的“多党合作制”。现在中国的新媒体有点过于极端了。美国、英国、日本有社交媒体,但是传统媒体还是依靠原来的价值观和标准在发表自己的声音,内容和科技两者有时是竞争关系,最终怎么样是由读者说了算的,重要的是要让读者有选择。

为什么是加藤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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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后同学们送加藤嘉一到校门口。

三明治:你自己会考虑开微信公众号吗?

在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中文,非常好。”但加藤自己觉得,是时势造就了他。

加藤嘉一:有朋友建议过。但我不知道怎么开,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操作这个系统,它需要时间投入,也需要商业头脑。

2005年4月9日,北京中关村发生反日游行,21岁的北大学生加藤嘉一跑到现场。第二天,作为亲历游行的日本人,他被请到凤凰卫视演播厅。

三明治:可以找助手帮忙?

在胡一虎的印象中,之所以请加藤,大约是留意到这个日本年轻人在网上说过要做“中日年轻人的沟通者”。

加藤嘉一:现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写。我的写作规划已经有所固定,需要包括上日本和美国的媒体和智库,我已经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再多一个公众号,我会忙不过来。我没有想好,可能将来有一天会写,但没有想清楚之前,我还是偏保守的。

加藤嘉一至今清楚地记得,胡一虎直播时抛给他的问题:“你认为导致这次游行的原因和责任,出在中国和日本的哪一方上?”

三明治:连资中筠先生都开微信公号了,你也可以开的。

这个问题,加藤回忆,好像是“有人把枪口顶在了他额头上”。最终,他给出了让他一举成名的回答:“既然是一个具有外交性质的事件,那么错就不在某一方身上。”

加藤嘉一:了不起。我还有点抵触。

颇具外交风范的回答、流利的中文、加上21岁的意气风发,加藤的表现给了凤凰卫视惊喜。他成了凤凰卫视的常客。

三明治:你现在的写作计划怎么样?

“中日关系之间我们要听很多的声音,我们听多了专家的声音,我们听多了官方的声音,我们要去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听过的日本年轻人的声音。”胡一虎告诉澎湃新闻。

加藤嘉一:最近刚在中国出了两本书,一本自己写的,一本翻译的。固定的写作,给媒体的每月有3-4篇,给智库写的报告每月也有3篇左右。接下来,还是保持一年写一本书的节奏吧。

加藤成了媒体的宠儿。

三明治:几种写作语言的切换是怎么做到的?

除了上电视,他开始写文章。《南方周末》编辑蔡军剑记得,加藤是主动给他们投稿的,“我觉得他的水平一般,他的文章改了又改,他不是一个思维细密、非常精细的一个人,但是应该说是一个敏锐的人。”

加藤嘉一:今天早上我用英文写了一篇智库的东西,用中文写了一个东西,下午写了一篇文章给日本的智库。对我来说,多语言已经不会互相打仗,甚至是一种愉悦。对日本人来说,中文和英文语法是差不多的,而日文的语法很不一样。

蔡军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加藤主动要求署名:“日本旅华作家”。

三明治:你主要思考的语言是哪种?

2008年,中国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这一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中日互动频繁。

加藤嘉一:村上说他在用日文写小说时,已经在考虑如果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读者能不能接受,要采用哪种句式更容易翻译。我也借鉴他,我一般用一种语言写作,就尽量用另一种语言来思考。这样会使语言表达得更独特一些。光靠内容出彩,有局限性,语言很重要。这种写作习惯从我大学时就开始了,那时我也做同声传译,是很好的语言训练,这种方式给我写作的语言方式带来一些灵感。

在那前后,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魏城也收过加藤的自荐信。“他给我发了个邮件,就问可不可以给你们写专栏,他说他喜欢FT中文网,当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中文给FT中文网写专栏。”

三明治:不只写作语言,你所处的生活方式也是在中日美三种方式中寻找平衡。

魏城答应了他,试着发了第一篇,反响不错,“中国人写日本的也不少,但是日本人写中国,相对少一些。那我们提供这么一个窗口。”加藤嘉一的专栏《第三眼》由此诞生。

加藤嘉一:在华盛顿我可以和不同的智库、媒体、官员等交流,为写作寻找不同的灵感和素材。现在到处都有华人,我也经常和他们接触,每年也会回中国一两趟吧。你在中国能看到一种中国,但你走在不同地方,能看到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中国。太近了有时不好,太远了又看不到。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妥。

加藤嘉一曾告诉过记者,自己很重视FT中文网的专栏,因为想要影响决策层。

中国话题还是很热,最近日本媒体约我系列采访美国的中国专家。美国的智库、政府机构见我的时候,他们也问我有关中国的问题,几乎没人问我日本的问题。而且我不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反而能提供一个视角,表达得也比较客观。

除此之外,加藤还同时给《环球时报》《看天下》等各类媒体撰文。2009年起,加藤嘉一开始独立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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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2011年一年,加藤出了七本书。这一年8月8日,他为新书《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写序,写的更像是自己的困惑:

三明治:所以你是一个专栏作家,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定位,而且你比西方驻华记者有优势。

“不知来华后付出八年以上时间的我的奋斗史意味着什么,总感觉自己挺失败的,无休息的日子,辛辛苦苦获得的话语权,好像只是意味着祸,而不是福。我依然什么也不是,人生是一条长河,我的八年奋斗,似乎只是摧毁了道路,失去了良心,打破了底线。真不知接下来该怎么走,我的路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

加藤嘉一:我也算是专栏作家。在美国,Columnist是一个受尊敬的职位。日本可能要到50岁以后才能有机会成为专栏作家。我也在想怎样做得更好,对自己一直有反思和怀疑。写作者不怀疑就完蛋了。我现在写的东西比在中国硬朗,在中国写的生活内容比较多(不得不)。如果我是英文世界出生的人,我的话语权肯定比现在大。但我作为日本人,我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文化结构肯定比西方人应该更了解。所以对于中国研究,我是有优势和劣势的,对此要有自觉,尽可能取长补短。一个写作者的终结,就是不怀疑自己,不迷茫了。

《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张雄也关注到了加藤,他去跟访,想弄明白:加藤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为什么会受到狂热般的欢迎,不仅是在大学生当中,而且是在各种地方都显得很吃得开的样子。“最后发现,确实各种人都还觉得,诶,这个人好像是个人物。”

我作为写作者最荣幸的是,某一年在香港书展,我被作为名家受邀。当时有一个主办方的领导说,本来香港书展的主题是“华人作家盛典”。那一年只能写“华文作家盛典”,因为我是日本人嘛。我当时希望这是自己对中文写作做的一点贡献。

才31岁,“我不敢和安倍竞争”

三明治:你最喜欢的作家还是福山吗?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2012年5月20日,南京先锋书店的一场讲座。

加藤嘉一:傅高义老师,我也很喜欢。1930年出生的他,快90岁了,还在写从奈良时代起的日中关系的书,听他说,接下来还要写胡耀邦。福山先生看起来是个典型的日本人,但他出生就在美国,从小在美国的环境和制度下长大,他也不会日语。他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时是1991年,才30多岁,很勇敢,了不起。不过他如今也承认,中国挑战了他的“历史终结论”。

加藤嘉一似乎总与不安为伴。 图来自加藤嘉一微博

三明治:你觉得现在中国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对你的态度有变化吗?

那年,中日关系到达冰点。年尾,12月31日,新华网原文转载日本共同社文章总结称:“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两国在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网注)问题上摩擦不断,友好气氛荡然无存,‘对立’成为日中关系‘不惑之年’的主基调。”

加藤嘉一:非常大的变化。我也心情复杂。一个是中国读者对公共话题,国际问题的热情没有那么高了,以前谁来,都会有人坐到地板上。现在没有了。第二,离开一段时间之后,我也能感觉自己的知名度下降了。而我的知名度也是靠传统媒体带来的,而现在很多传统媒体平台都没有了。原来我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他们是拿着杂志过来的。我是对传统媒体念旧的,最好把作品登在报刊上,现在这种方式走不通了。我明显感觉到,能发声的,和读者对接的平台少了。

在南京先锋书店讲座现场,一名读者提问:“中国和日本对历史认识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如何去了解历史真相?”

不像很多人在网上讨论过的,我从来没有被“封杀”过,出入境也是顺利的。2016年我应邀到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客座教授,教国际关系的课。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那篇论文是学期中的一个英文作业,我也用了约瑟夫·奈的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的英文版作为教材。我到辽大教书,显然是是由官方批准过的。

多年历练后,踌躇满志的加藤似乎松下了当年紧绷的神经,也忘记了这里是南京。他在回答中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说了一句“不明白”。尽管他在随后的声明中解释道,“不明白”指的是具体的数字和细节,并非回避或否认历史,但显然已于事无补。

这次在国内的新书分享会,本来定了《美国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主题了,后来说,不要谈中国了。不过,我能感觉到,自己仍然享有比中国国内写作者稍微宽一点的尺度。比如,我这次《我所发现的美国》的出版(东方出版社)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当然,该被删的均被删了)。

后来,张雄的文章也刊登出来了——《红人加藤
“混”在中国》。文章列举了一些例子证明加藤的“混”,是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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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想要结识的人,他用了很多招数。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

三明治:写作者的自由度和程序员差不多,却没有程序员有钱。对于维持生活和金钱观你怎么看?

——啊,对不起对不起!

加藤嘉一:我谈谈我的现状。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北京奥运刚结束到世博会那段期间,在日本,中国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那段时间我在日本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卖得都很不错。现在大环境发生变化。现在的出书、写作收入肯定不如当年,不过最起码日常生活没有问题,我至少能保持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当然,说写作赚不了钱,也不一定对,世上也有很多既优秀,又赚钱的作家。但我有自己的局限,我也开不了公众号拉广告。我还是希望自己把精力放在写作本身,即使传统一点,保守一些。

张雄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文章发表后,加藤给他发过邮件,“他当时原话是说,这篇文章出来后,我在中国的路就更不好走了……他就点点点,他那个情绪就是点点点的这种情绪。”张雄觉得加藤也不是责怪,就是觉得自己很倒霉,离开之前有点怨。

三明治:你的写作有什么小习惯吗?

更大的风波接踵而至,在他离开中国后。

加藤嘉一:**没有什么习惯,但有自己的节奏。**如果下周一要交一篇文章,我就会一周之前开始胡思乱想。我喜欢尽可能安静的地方,我喜欢写作的时候周围没有人,我需要旁边有一杯咖啡,但我不想去咖啡馆。不过在候机的时候,在飞机上我都能写。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有灵感。我也会常在写作时听音乐。

2012年10月31日,日本《周刊文春》曝出加藤履历造假。

三明治:你会回日本老家写作吗?

加藤嘉一当日向公众致歉,承认自己过去公开、私下各种言论中出现过的“放弃东大”、“考入东大”、“退学东大”的说法一律不属实。

加藤嘉一:伊豆在我内心扎扎实实地存在着。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我的母亲、弟弟、妹妹还在那边。我还是偶尔回去,一年2、3次吧,总共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希望总有一天,会回伊豆的土地好好地、慢慢地、静静地写作,面对文字,就像当年川端康成在伊豆写伊豆一样。

在他离开中国一周前,FT中文网曾对加藤做过一次告别采访,主持人问:“你找过代笔吗?你虚构过学历吗?你撒过谎吗?”他果断地回答了三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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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FT中文网与加藤终止了合作。魏城告诉澎湃新闻:“因为在中国这个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当时就觉着可能对我们FT中文网的品牌影响不好”。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系列

凤凰卫视在知道加藤的履历问题之后,把加藤列入了黑名单。“我们这档节目真的非常强调真的,那你既然是如此,我们坦白讲,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考虑你。”胡一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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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很清楚履历造假意味着什么。他在2010年撰文《成功的逻辑》批判唐骏学历造假,文章谈及造假在日本政坛会有严重的后果——加藤希望自己从政。

在每一次书写里,我们都在创造自己

“这是互相矛盾的,但确实发生了,可以说明我当时虚荣心多么强大,我当时需求多么强烈,当时没钱没背景条件下,没考虑那么多。后来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2015年8月11日晚,加藤在北京三里屯的咖啡厅里向记者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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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形容曾经的自己是个泡沫,“实力没有上去,但是你的知名度、影响力、话语权,这些跟社会有关的这些表象的东西不断地上去”,他说自己有打赌心态,知道早晚要被人戳破,但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只能往前跑,“看自己跑得快,还是媒体追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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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曾经抨击唐骏学历造假,他解释为“一次释放”。“这个社会是有病的,本来该查的却没被查,而继续表面上的光彩。”

在那次采访中,加藤毫不掩饰自己,对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雄心。

“如果我要竞选的话,我会告诉选民我是有人生污点的竞选人,希望你们不要犯同样错误。只能这样子。”

2015年,他决定不回日本,觉得自己才31岁,“我不敢和安倍竞争”——他要在中国积累,等自己的经验和职业生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那一刻,再回日本。

“访美三年,明白了三件事”

三年美国生活,加藤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慢,不是坏事。”

加藤嘉一常在同一家面馆,点一样的面,吃一样的串。

他在微博分享自己的生活。“2013年2月6日:花了三个月,断断续续,终于看完《甄嬛传》,共76集。”

《甄嬛传》是一部讲述后宫权力争斗的电视剧,主人公甄嬛从纯真的少女一步步蜕变为深谙权谋的深宫妇人。在加藤看完这部电视剧不久,该剧在日本BS富士台播出,有媒体报道称,有将近四千万日本人看过这部剧,这大约是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远离中国,也远离日本后,加藤过去的光环渐渐消失。

2015年2月11日他在微博发文:“哦,你要去跑步啊,跑多久?”,“90分钟吧,下个月的比赛我一定要好好跑”,“怕丢脸是吧?”“哈,是啊”,“没用的,你已经够丢脸的。”家人如此坦诚,我感到欣慰。

他似乎遇到了可以走进心里的人。

2015年2月18日:下了雪。散散步。有阳光。她不说话,很安静。“你在想问题吗?”“不,我在认真走路。”

他的微博评论里总有谩骂声,也不失呵护声。

2015年2月18日的微博下,网友“尽量不无敌”评论:对加藤嘉一取消,然后又关注,过程还是蛮挣扎的,读懂一个人还是应该自己看的;网友“千尋白馬”留言:有“她”了呀?新年新气象啊……加油~

三年的微博,他除了记录生活,也有在美国反观中国的思考;三年里,他持续写作,出了本日文书——《中国民主化研究》。

2015年6月30日回中国前,他在微博对自己的三年做了总结——访美三年,体验并明白了三件事:自己的无用、生活的美丽、家庭的珍贵。感谢美国,有缘再见。

“一个30多岁男人该承担的我都承担了”

回到中国的加藤很少在媒体上露面。

去年年末,新华网盘点“2015中日关系大事记”,标题是:《中日关系保持回暖势头
但重回正常发展轨道依然任重道远》。

FT中文网的魏城告诉澎湃新闻,加藤主动联系过他,告诉他自己在沈阳教书。

私下里他们还是好朋友,但是他不会为加藤开专栏了,因为加藤已经不再是大学生,不是初来中国的新鲜视角,将来“就中日关系可能会单独约稿”。

《南方周末》的蔡军剑也没有再联系过加藤。他说一个原因是,之前联系用Gmail,现在登录不了。

今年5月份,凤凰卫视的胡一虎又重新请加藤做了一期节目,谈日本高层对当选美国总统的看法。他认为加藤公开道歉过,而且在要探讨的话题上有新颖的观点。

2015年12月,加藤在凤凰FM电台开设了一档广播节目《文武两道》。节目介绍为:“一个游走在中、日、美三国之间的城市观察者,他对城市生活有最入微的观察和最独到的见解。他谈跑步、书店和公园,谈自己,也谈村上春树……”

凤凰FM的编导马燕负责和加藤对接,马燕之前对加藤了解不多,接触后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然后说话也很务实,很好相处的一个人,真的是跟个大男孩一样。”

马燕说,上完节目之后,加藤会关心大家的评价,会看微博下的评论。

现在,坐在辽宁大学附近的咖啡厅里,加藤说,记不清这回到中国一年半都做了些什么。

这一年半,澎湃新闻记者见过加藤三次。

第一次,是2015年8月11日,在北京的咖啡厅里,他刚从美国回来。那天,他穿了一件紫色衬衫,一条米色长裤,衬衫用一条棕色腰带扎在裤子里。他背着书包,脸上带着胡茬,情绪不高,看起来像个学者。

那次接受采访时,加藤还在思考接下来能在中国做些什么,他希望自己成为穷苦孩子的反面教材,不奢望盲目赢得公众信任,“但如果做得好的话,我相信公众最终是带有公正的眼光来看待。”

第二次,是2016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这一次,加藤穿着白色衬衫,扎在西服裤子里,手里拿着西服上衣。他提着电脑包,带一个红色的拉杆箱,人精神了许多。“这个红色的拉杆箱是你自己买的吗?”“是啊,红嘛,喜欢中国嘛。”

他对即将开始的教学生活充满期待,省外办批准他进大学当老师,他看作是自己“脱敏”的信号。对于去经济发展不理想的辽宁省教书,他认为是自己观察中国的一部分。

他给自己2016年定的目标是“无心”,就是凡事不要想太多。他回想以前和别人联络,如果对方不回复,他会琢磨原因,“不回复可能有八种原因,针对每种原因想以后如何改进。”

对个人生活,他似乎也有了更多的底气:“一个30多岁男人该承担的我都承担了,该有的我也都有了。”

这是第三次,在辽宁大学,他穿一身运动装——看起来是他最松弛的一次。他感谢他的学生,觉得“原来因为自己的懦弱、自以为是,会去在乎名声、地位,现在彻底不在乎,放松而集中地解决学生的问题就好”。

“我内心一直关怀着她,由衷地渴望她一路走好”

除了感谢学生,加藤也感谢邀请他来辽宁大学教书的国际关系学院刘洪钟院长。他们2015年在美国结识,刘洪钟邀请加藤来辽宁呆一阵,做半年访问学者,加藤同意了。

对于这个“争议人物”,刘洪钟觉得“年轻人即使真的犯了些错误,也不至于一棒子打死”。作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感觉中日缺乏交流。

加藤嘉一参与马拉松比赛  图片来自加藤嘉一微博

“我总体感觉在日本人中,他对中国了解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从他的角度也希望中日关系好,所以他是很适合我们结交的。”

他以外教的名义聘请加藤,对加藤他没有专业领域的要求,希望他以跨文化的视角,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

除了上课,加藤拒绝参加任何会议。他说自己很少和学校里其他老师来往,接触最多的就是国际交流中心的杨璐。

杨璐负责为他办理入职的各种手续,在加藤看来,自己是“敏感人物”,能得到省外办批准、进去大学当老师,杨璐一定是费了周折的。

他跟记者聊天时提起杨璐:“人家还看我基本所有的书呢,人家把我的广播节目都听了两遍。”

除此之外,他还说杨璐特别好的朋友是他本硕期间的同学,“虽然好多年没见,但我内心一直关怀着她,由衷地渴望她一路走好。”

记者见到杨璐时,问她是否听了两遍加藤的广播,“你咋知道的,诶呀这个人呐,我就跟他随便这么一说,他就拿出来当成炫耀的资本了。”这是个实在的沈阳姑娘。

她确实听了两遍,不过是因为听第一遍时落了几期,姑娘有强迫症,听第二遍时又一期不落听了一遍。

加藤的书她没都看过,除了加藤送的两本,自己也就在网上买过一本。加藤的大学同学也不是她的好朋友,而是她妈妈的老同学的女儿,她连微信都没加。

至于加藤入职的申请手续,她说一切都很顺利。

不过她还是喜欢和加藤一起吃饭,加藤跑步的习惯也影响了她。

“你们一辈子我都包了”

影响是加藤作为老师最想带给学生的,就像当年他给FT中文网、《看天下》写专栏想影响决策层、大学生一样。

加藤对学生的要求是——畅所欲言,他甚至拿出了“东北大哥”的气魄:“你们随便说,有事我担着。”

加藤嘉一自诩为另类,他也愿意包容、甚至偏爱另类。他2013年2月19日写过一条微博:

与一名中国大学生对话。她问:“中国社会稀缺的是什么?”我答“稀缺的是稀缺性本身”;她问“怎么评价中国大学生?”我答“优等生过剩,稀缺的是偏才、专才、怪才”(我把这三者视为成为大师的潜质)。

讨论课上,班里有个喜欢慷慨激昂演讲的男生,他大概算是加藤偏爱的一个,杨璐对他有印象。

她有一次去旁听加藤讲课,“下课后一个小子跟加藤说,老师你那个地方说得不对,嘚儿嘚儿嘚儿就追出去了”,“加藤什么反应?”“他去洗手间了,和那个小子边走边讨论。”

加藤帮记者补上了故事的后续,“那个小子”跟他说:“我有个建议,以后我来提供思想,你来代笔”,他一边跟记者讲,一边哈哈大笑。

“你怎么说?”记者问。他沉下嗓音,用长辈的口气情景还原:“我说‘好,老弟,牛逼!’”

他对“那个小子”的“偏爱”还体现在周末的饭局。他请了十几个学生一起吃饭,大概男女对半。加藤早早就想好了这次饭局的主线就是给“那个小子”介绍对象。

半调侃半认真,饭局一开始加藤就直奔主题,问在座的女孩子对“那个小子”的印象。姑娘们也直爽,直接列出拒绝理由一二三。

饭局上加藤的气质和在课堂上不同。那天他穿着前一天刚买的白色长袖体恤,外面套着棕色紧身针织衫,围着棕色蓝色相衬的围巾,一条修身黑裤。

饭桌上,加藤给同学讲村上春树,“跑着、写着、活着”,他一拍大腿,“太牛逼了”,班长跟着激动,顺势提议:“来,举杯喝酒。”

他跟同学们讲读硕士唯一的意义,“就是学一门手艺”,他单手握拳在胸前,掷地有声:“关键时候靠什么?必须有手艺,不怕被炒鱿鱼。”

加藤像是激昂的演讲者,他手指细长,双手或摊开,或握拳,或伸食指,或者挥舞手臂。他跟喜欢韩寒的同学讲,自己和韩寒交情过硬,“下次把他叫到课堂”。就在他高谈论阔时,同学们或举杯,或鼓掌——酒到酣处,加藤手臂一挥,“你们一辈子我都包了”。班长感叹:“从没遇到说这样话的老师”,全场站起来,端起酒杯,加藤一声:“干”,中气十足。

意识到记者在场,他话到嘴边不由得留了三分,有时说完了转向记者,丢下一句:“这个你不要写啊。”

“你做不到就不要活了!”

话留三分多数是因为涉及到其他人了,围绕他本人,加藤怕是要说到十三分不可。

张雄回忆当时采访加藤,觉得他有小孩子的“耿直”,不忌讳在自己面前炫耀“混”的技能,类似“我会这个,我玩几招给你看看”。

加藤和记者单独聊天的时候很容易激动,他也会意识到这点,解释说是稍微刻意地表达真实的自己。

他每天给自己定下计划。“你做不到就是输给自己,完蛋,扯淡废物!”他语速极快,语气严厉,能让人想象到他训斥自己时的毫不留情。“我任何时候都是自责自卑,你做不到就不要活了!”

“我每时每刻批评自己,我特别不理解那些人哪有空批评别人?如果批评,肯定要面对面,而不是背后说别人坏话,这就是丢颜无耻!”他意识到了自己情绪激动,“我今天说得很直接,我很少这样说话。”

“你听过别人背后批评你吗?”记者问。

加藤嘉一生活照  图片来自加藤嘉一微博

“没听过”,他毫不犹豫。“我平时也不看微博什么的,但是这容易想象得到,让他们去吧。”

他没解气,“我从来不在微博上反驳,如果反驳,对方必须署名,给我一对一对着干,公开透明,否则我不理你,我可以帮你花钱准备两千名观众。”

“上哪儿找两千名观众?”“靠那些‘黑帮’,这个我有办法。”

他表现得和口中的“黑帮”走得很近,“去**地方吃住有大哥安排”“跑马拉松晕倒有大哥照料”“我很喜欢‘黑帮’”……

加藤曾经在传记中提过,从小作为长子,他替家里和讨债的“黑帮”交涉,“每次见面都彬彬有礼的,鞠躬,甚至跪下来,请求他们再等一等。”即便如此,他每次都要被打。他脖子上有块疤,“具体怎么弄的,我就不细说了,太残酷了。”

他似乎时刻有种不安,认为自己拿“生命”在中国生活。2012年因为回答南京大屠杀问题不得体遭到讨伐时,他认为自己快要被“杀”了,记者以为他想说“封杀”,他说不是。

他还举例有一次在微博上说关于高铁的事,被网友围骂:“这个日本人没资格说话”。回忆到这,加藤说:“我特别的害怕。”

人生第一条秋裤

他知道如何跟媒体打交道。

前一天和记者在酒吧里聊到要出一本新书,和很有名的军事学者合著,叫《日本梦》,并嘱咐记者不要写进报道。

后一天早上见面时,他就主动把出版社编辑的电话给了记者,并提醒记者这是“独家新闻”。

在《日本梦》中,加藤嘉一和国防大学教授、大校刘明福围绕“美国对日本战略角色的评价和反思”
“日本主义、中国主义、美国主义——加藤的体验和对比” “

美国人如何思考‘中日必有一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对谈。

“这本书可能会有争议”,记者说。

“当然会有争议,肯定会有,连争议都没有没意义。有争议才会有人去反思。”他认为自己和军方专家合著是一个极大的创新,“肯定有些媒体要搞我”,“这才是我的风格,必须是这个风格。”

他高度自律,“每天吃一样的东西,踏实淡定地做自己,只有这种自律中才能创新,重复当中微调整。”
他带记者去了最常去的面馆,吃最常点的牛肉面,后来去最常去的优衣库,买了人生第一条秋裤。

买秋裤时,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尺码,他又瘦又高,长度合适的过肥,肥瘦合适的又太短。他拿着秋裤对记者说:“这也说明我能力不够,没有一家公司专门为我做,那是我的问题。”

“嗅到时代的空气”

除了优衣库、耐克,他很少穿别的品牌,他的目标是让自己成为品牌。

“强大到让品牌来找你。”他喜欢的自我介绍是:“大家好,我是加藤嘉一。”没有名头,没有身份,“加藤嘉一就是身份。”

他标榜自己“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与众不同。”但还是为村上春树开了个特例——他崇拜喜欢甚至模仿村上,“孤高,只做自己。”

加藤嘉一生活照  图片来自加藤嘉一微博

让自己成为品牌只是加藤从政之路的第一个条件——“身份”。他认为还要满足两个条件,“时机”和“途径”。

关于“时机”,第一次采访时他解释过:“不能随便出手,机会只有一次”。

“途径”一定要是“空降”,“拿我的经历和知识背景直接通向那里”。他受不了经过繁琐的人情,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对日本社会最好,我不希望把我这个人浪费在那些没有意义的党内斗争。”

数年过去,现在他似乎对“从政”有了不同的理解——“从政”不过是表达的一部分,“表达”才是最重要的。即便在家,他也要牢牢控制话语权,哪怕财产继承权都可以不要。

2016年11月28日,加藤回日本参加冲绳马拉松,这似乎成了他每年的惯例。记者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去冲绳跑马拉松,直到读到作家熊培云2016年出版的《西风东土》:

“如果从政,我可能考虑参选冲绳知事。先做些准备吧!我已连续几年在冲绳参加马拉松比赛,赛后还会在琉球大学做演讲。会场通常有三四百人。我要让冲绳人慢慢适应一个非冲绳人也能在这里参选知事。当然目前胜算可能性是零,我要等待机会。假如冲绳将来出现危机,我会参与必要的社会运动。我的主张是将冲绳消费税降到零。”2014年10月14日,加藤这样对熊培云说。

在书中,熊培云写道:“加藤很少在我面前掩饰自己的观点,而我也总能在他身上看到他与日本社会的格格不入以及年轻人独有的雄心勃勃。”

这种雄心被寄予期望。一位前日本媒体驻华记者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这几年来日中关系面临着不少困难。看来日中两国的情况错综复杂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在日中之间的矛盾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像加藤嘉一那样的青年中国通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可能会发挥积极的触媒作用。现在日中两国都需要能够更客观地,更冷静地观察对方的‘知中派’和‘知日派’。”

“我不知道他将来工作的去向如何,但希望他不搞夸大的个人宣传,而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更踏踏实实地前进。”前述记者说道。

加藤1984年生,属鼠,但他认为自己有个“狗鼻子”,可以“嗅到时代的空气”,他声称自己“站在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想问题”。

“站在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想问题?”澎湃新闻记者反问。

“当然!每时每刻都在想!”他皱着眉头盯着我,眼珠快蹦出来。这种场景似曾相识:第一次采访时,他说“我不怕死,只怕自己”时;这次采访,他说“我在用我的灵魂和生命在教书”时;或许几年前他说“如果我不努力,中日关系就会崩溃”时也是如此……那个眼神是严厉的。他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