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名家访谈】孙健忠:我欠湘西一笔账终于还了~~~

当前,我国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在选择坚守还是寻求突破中颇为摇摆不定。换言之,究竟是站在当下、立足乡土,还是跳出本民族的文化场域,寻求更为广阔的个人空间,成了许多民族作家首先面临的现实选择;也是一些民族作家反复调整创作姿态,却仍然无法找到自身立场和发展策略之尴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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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谱系。这个谱系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之间如何兼容,是每一个民族作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仅仅把作品的受众对准本民族,其作品的影响范围势必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内,失去更为广阔的传播性和影响力,而如果从本民族的文化中跳出来,抹去民族底色和背景,在形式与内容上淡化本民族,甚至与本民族割裂,失去与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实质性联系,虽然可能打开普通读者习惯性的接受通道,作品的特色和优势也将因之失去。

指导单位:湘西州委宣传部

毋庸讳言,和汉语言文学的主导地位相比,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化处于劣势和边缘地带。但在文学上,中心与边缘并没有截然的分野,边缘并不意味着弱势,中心也不意味着强悍。对于作家来说,现实生活中的偏远一隅或许永远处于边缘的位置,却并不妨碍它成为文学意义上的中心,这是文学的特性,也是文学的伦理。放眼世界,相对于欧美白人而言,非洲黑人和拉丁美洲民族在政治、经济中显然处于劣势和边缘地带,但他们的文学与欧美白人文学相比毫不逊色。不过,并非每个作家都能认识到文学的这种内在支配规则和生态规律,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在文学的土壤里耕耘多年之后,走向自己熟悉的园地,用柔软的笔触绽放坚韧的生命之光,展示文学的强大魅力。于是,一些作家,甚至是颇有成就的作家遗憾地离开了自己的精神原点,义无反顾地走向视觉熟悉却与心灵隔膜的暧昧地带,踟蹰于不知所以的迷茫之中。比如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余华的《兄弟》、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秧歌》和《小团圆》等。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出色作家都把乡村当作他们的精神原点和心灵田园,鲁迅一写作就是回到江南小镇,莫言小说的故事背景大多在山东高密。唯独张爱玲是个异数,她对上海都市的描写到位而传神,叙述的针脚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霓虹灯和咖啡吧随意游走,似乎不经意间就缝制出绚丽华彩的文学图案,但是离开了都市,张爱玲的叙述就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无节制的泥泞之中。

协办单位:湘西州金成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中心和边缘、民族和国家主题文化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有效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精神抵牾。湘西作家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比如,从湘西走出来的土家族作家彭学明,他以《湘西女人》《祖先歌舞》和《娘》等湘西为题材的散文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湘西成为彭学明作品的精神背景和创作母题。鲜明的地域标签说明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同时也成为他人指陈其题材单一的口实,因此作家容易产生挑战其他写作领域的冲动和激情,这是作家突破自我的潜在动力和心理趋向,事实证明这些作品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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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书写原乡时,民族作家需要展现自己的创作优势。彭学明无论表现湘西的山、水、女人、风俗,都能写得独到而神韵十足,但他的笔触一旦离开湘西,灵性也随之消失,对彭学明而言,这是一种警醒。因为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毕竟不多,而且沈从文的两套笔墨之间也是不平衡的,沈从文的标志性意义仍然是以湘西为精神背景的作品,无论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边城》《长河》,还是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湘西》《湘行散记》都是如此。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自留地”,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汪曾祺笔下的高邮,都是作家的精神之乡。所以,原乡乃是作家精神上的原点。民族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精神庇护所,这是民族文学作家精神立场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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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中国文学的湘西书写。作为一个极具地域性特色的群体,当代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持续繁荣,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自己精神原点的清醒认知。著名画家黄永玉最近在《收获》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再次把文坛的焦点聚集在湘西。小说以大开大合的叙述风格、宽广的精神内涵、奇异的民族习俗,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的真实景象。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的作家如孙健忠、石太瑞、蔡测海、彭学明、张心平、吴雪恼等,作品都以湘西为背景,构成了文学湘军民族作家的中坚力量。更年轻一代的民族作家,如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田耳、于怀岸等作家,也是聚焦湘西,寻找湘西之美,他们的创作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奖项。孙健忠、蔡测海的《醉乡》《远处伐木声》和《家园万岁》等体现出的含蓄蕴藉、刚柔相济的风格,作品深入到湘西的精神内核。《魔幻湘西》是孙健忠的魔幻系列小说集,小说的素材均为湘西土家族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是民族记忆堆叠成的集体无意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源自本土文化血脉中的固有基因,也是人类精神的叩问。这部小说集从不同侧面刻画出了湘西土家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作家深入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褶皱深处,构筑了地域性与人类性兼具的艺术世界。

孙健忠,男,湖南吉首人,土家族,1938年生。1955年毕业于湘西民族师范学校(茶峒师范学校)初师部,先后任小学教员,县报记者编辑。1956年发表处女作《小皮球》。1960年调湖南省文联。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

湘西作家不但在地域风情和习俗景物方面彰显民族性,而且向更深的层次挖掘。田耳《衣钵》的故事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开始,主人公李可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现代科技,最后做了一个道士,作品展现了湘西巫傩文化的神秘力量。黄青松的《名堂经》对成语的解读,是基于当代土家人特有的生命认知。龙宁英的《古歌》重新审视苗族的内心和灵魂。这些湘西作家的原籍均远离湖南省会长沙,生活的地区多被大山阻隔,那里的生活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面貌相比,这些地域的边缘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湘西无与伦比的优势在文学和文化意义上。在这里,山清水秀、古色古香,一砖一瓦都透露着现代文明丢失的因子。这里生活着苗族、土家族、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样,民族民间文化源远流长,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欢快优美的民歌、花灯等都形成了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形态。至于巫神、祭祀等文化活动就更能把现代人带回悠远的精神空间。这些都是湘西人的心理寄托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投射,凝聚着湘西人的汗水、热情和理想,是湘西文化最原始的基因,直接映射着湘西人的集体无意识,更能体现湘西的民族精神。它就像填满了湘西全部内容的容器,容器里的内容固然重要,而容器的本身质地同样重要。小城建筑、吊脚楼群、墙漆斑驳的门窗、石狮石兽及石鸟、屋檐破瓦等等都构成了湘西的有形外表。祠堂、四合的庭院、临空戏台则承载着湘西人的文化理想,也承载着作家关于湘西的全部想象。石板路和吊脚楼这些民族地区特有的风物对其他作家来说可能意味着陌生和惊喜,但对湘西作家而言,这是天然的,是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山一水,一树一木,皆为生命,而非寄托在历史和典故中的外壳,不需要借景生情,不需要感慨万千。他们用自己的毛孔写作,以原乡作为自己的精神原点,为读者开辟精神的栖息之地。

著有长篇小说《醉乡》《死街》,中短篇小说集《娜珠》《五台山传奇》《乡愁》《甜甜的刺莓》《倾斜的湘西》《猖鬼》《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孙健忠卷》等。新著长篇小说《武陵山陷落》即将出版。获奖作品有:《甜甜的刺莓》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留在记忆里的故事》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短篇小说奖,《醉乡》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集《倾斜的湘西》获第四届全国民族文学奖。

地域文化和国家主题文化从来就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如何使两者之间辩证统一在每个作家身上,会有不同的答案。沈从文认识到了国家主流文化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原点和文化之根在湘西,他找到了国家主题文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共通点,他的作品总使读者能在湘西的风土人情之外,感受到精神上的共鸣。新时期以来,湖南作家的湘西书写亦是如此。放眼全国,很多民族作家也是在原籍中成长,而后又离开原籍到区域或者国家的文化中心城市,在两种文化的交融中思考、纠结、平衡。所以对于民族作家而言,既不能讳言国家主流文化的统摄力,但更应该认识到原乡的精神原点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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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2015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研究》阶段性成果)

名家访谈

田应明:团结报社社长、总编辑

孙健忠: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访谈时间:2018年8月30日

访谈地点:长沙市东风路东风二村孙健忠住处

文字整理:欧阳文章

图片拍摄:杨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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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应明:

孙老师,您好。知道您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一直不好打扰您。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缘,在您侄儿孙冬的引荐下,来看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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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忠:

非常高兴,你们是从湘西来的,是从我家乡来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最惦念的就是故乡了。我这一辈子,写了一些东西,都是关于湘西的,反映湘西的现实生活。可以说,湘西养育了我,更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但是我欠湘西一笔账,这笔账这次我终于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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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应明:

您是从我们湘西走出去的大作家,是我们湘西的骄傲。为何说还欠湘西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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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忠:

大家都知道,以前,湘西是匪区。湘西在外面很多人的心目中就是土匪的代名词。其实不是这样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是一位作家,一位写湘西的作家,我一直觉得我有这个责任,用文学作品来澄清世人对湘西的这一误解。我最近这些年花了很大功夫和心血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武陵山陷落》,这或许也是我有生之年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了。去年春节前后这部书终于完成了,出版社正在弄,很快会和读者见面。

田应明:

非常期待您的这部作品。这么多年来,外面对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认识确实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确实需要拨乱反正。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去化解这些误解,还原一个真实的湘西,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孙老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武陵山陷落》这部书。

孙健忠:

这部书以龙山和永顺这两个县解放前的几支地方武装为创作原型,写他们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如何生存、抵抗,写他们在时代大潮流中的生生死死。这些地方武装,有严明的纪律,有血肉性情,有家国情怀,并不是外人所理解、所定性的土匪。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要是有机会能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会更有意思。当然,写完这部长篇小说,圆了我一个梦,还了我欠湘西的一笔账,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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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忠创作的部分作品

田应明:

大家都知道,沈从文先生用自己的文字构建了一个“湘西世界”,你一生当中也一直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湘西世界”,你们笔下的“湘西世界”有何不同?

孙健忠:

的确有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是文艺批评家们创造出来的,比如就有人评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诗性的湘西”,我笔下的湘西是“魔性的湘西”,这些说法有一些道理,但不一定得当。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一代代湘西人都在不间断地书写湘西。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湘西。沈从文是从我们湘西走出去的在世界范围都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是我们的楷模,我们都是一辈子写自己生命历程中所处的那个湘西,没有刻意要去呈现一个怎样的湘西。

田应明:

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您始终怀着对土家族的眷恋之情,几乎每部作品都打上了土家族鲜明的文化烙印,显现出独具个性的民族色彩。在文学界您也被誉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赞誉。

孙健忠:

我大概从1960年的时候,就开始以土家族作家的名义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到一个刊物上发表作品,我的名字“孙健忠”后面都有意识地标注“土家族”三个字。这是一种民族的自觉。大家都知道,1956年,国家民委通过民族识别,才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刚开始,作为一个新确认的民族,土家族并不为大家所熟知,我把土家族署到我的名字后面,就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土家族。后来,随着作品的增多,全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个叫孙健忠的土家族作家,有了些名气,大家也赞誉我是“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这个还要后人去评说,但是我对土家族的热爱,是一辈子的,是真诚的。

田应明:

读过您的《五台山传奇》《娜珠》《醉乡》《甜甜的刺莓》《死街》等作品。特别喜欢《五台山传奇》。

孙健忠:

《五台山传奇》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作品,1963年,在《长江文艺》头条刊发,后来还出了单行本。小说女主人公叫向小妹,丈夫叫田天陆。在旧社会,向小妹遭受土匪的蹂躏,变卖,几经磨难,她逃跑了,并与自己的救命恩人——一个船工结了婚。解放后,向小妹回原乡探望,没想到前夫田天陆以及他俩所生的儿女还在等她回来。这时,向小妹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人生选择。这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关乎复杂的情感冲突与人性考验。

田应明:

从宏观上看,您的文学创作大概分三个比较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这期间,您大都写“工农兵”形象,像《铁山儿女》《风呼火啸》《娜珠》等,这些作品大都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您的创作转向现实主义。比如,这期间,您创作的《甜甜的刺莓》《乡愁》《留在记忆里的故事》《醉乡》等一系列重要作品,都是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像生活那样真实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不少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标志着您创作艺术的成熟。第三阶段创作,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你的创作转向“民族魔幻艺术世界的构建”。比如,《哦,罂粟花》《城角》这些作品。

孙健忠:

说得很对。看来,你对我还做了一番研究。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正锋副所长曾写过一篇题为《论孙健忠小说创作艺术的嬗变》的文章。这篇文章具体、详细地总结了我创作的三个阶段,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在这三个阶段中,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三个阶段的创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追寻民族文化传统,探索文化心理的“寻根”小说热潮。与此同时,西方大量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奔涌而来,特别是西方现代派作家对我们中国作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我在1985年以后,写作风格上受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我在不少作品中描绘了一幅幅荒谬怪诞的图画。但我这些探索性作品的创作方法不等同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而是更多地带有我们湘西本民族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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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孙健忠

田应明:

在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我们的作家们既要大胆借鉴新的艺术创作手法,又必须认识到只有以本土民族文化作为文学的根基,才能培植民族文学的参天大树。

孙健忠:

对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当时也有不少所谓的先锋派作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结果他们的文学道路也走得不够长远,没有生命力。创作手法可以借鉴,但民族文化的根,必须抓住,抓紧。

田应明:

而您的根,就是湘西文化。

孙健忠:

是的。我在表现手法上再怎么“魔幻”,都是湘西式的“魔幻”,都以不背离湘西文化的根脉为依归。

田应明:

现在您还经常回湘西吧?

孙健忠:

去年回去了,去年湘西州建州60周年州庆,回去热闹了一下,见了一些老朋友,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回家很不容易了。

田应明:

对湘西一定有很多难忘的人事。

孙健忠:

这是当然的了。特别是童年的时候,很美好,很难忘。记得小时候,我的外婆对我非常关爱。那时,外婆每到夜晚,就要踮着小脚,去河边的一个竹园里,把一位姓李的年纪很大的阿公请来,给他烟抽,给他茶喝,让他专门为我讲故事。每次讲故事,我外婆就坐在一旁,边听,边给阿公添茶装烟。要是到了夜深,还为阿公做夜宵。李阿公讲的那些故事千奇百怪,特别是那些鬼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听得津津有味,却又毛骨悚然。每次,听完,李阿公回去了,外婆也睡着了,我就摸进房里睡觉,把头蒙在被子里面,眼前全是披头散发、青面獠牙的鬼。甚至听见棺材裂开时的可怖的喳喳声……现在想来,这些充满奇幻的故事,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为我今后热爱文学,走向文学创作道路作了最初的启蒙和熏陶。

田应明:

不能小看小时候这些潜移默化的熏陶,童年的启蒙或许决定人一生的方向。

孙健忠:

其实,就我当时家庭条件来说,是不容易走向作家这条道路的。小时候,家里很穷,连读书的学杂费都交不起,几乎要辍学。记得我母亲非常鼓励我读书,因为我们孙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出过读书人。为了让我继续读书,母亲甚至跑到学校苦苦求人,说服校长,减免了我的学费,才没有辍学。

田应明:

你们那个时代的人,真正体验了物质贫乏的苦。所以,更懂得奋进,懂得珍惜,这是当代很多条件优渥的年轻人应该学习的。

孙健忠:

现在大家物质条件好了,选择的人生道路多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但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少勤奋和执著。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和别人玩吹蛤蟆的游戏,赚了一本巴金先生所著的《旅途随笔》,那种欣喜若狂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到的。得了书之后,每到晚上,我都要在昏暗的灯下,津津有味地读,那个时候都是用桐油灯,灯光弱,但读了一遍又一遍,一本书都翻烂了,这是我读到过的第一本课外读物。

田应明:

外婆家的故事、对读书的渴望、课外的阅读,这些都成为了点燃您文学梦想的火把。

孙健忠:

我一直有一个文学梦。当然,人生也有很多意外。我父母本来希望我长大后成为军人。我们湘西有“筸军”,有“尚武”的传统。但后来还是从了文。其实,当我小学毕业后,也差点走了另外的人生道路。当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读书,二是参加工作。当时,我父亲主张我到一家贸易公司去当营业员。那年我13岁,长得高大,又有点文化,贸易公司刚好缺人手,因此,父亲就哄我,说到贸易公司可以吃好的,穿好的,还有工资,几多舒服啊。但后来,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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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忠为“名家访谈”栏目题写栏目名

田应明:

那个年代能到贸易公司当职员,确实也是一份很有诱惑的工作。

孙健忠:

可能是那个时候,我对做生意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觉得做生意不是正道。

田应明:

后来去了哪里读书?

孙健忠:

后来,我就考上了当时的茶峒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我整整读了四年,这四年大概是我人生当中最充满渴望的时光。我还记得我的语文老师叫周民德,教导主任叫吴继康,班主任老师叫唐嵩荫,还有一些老师记不起名字了,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渐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学校山坡上的那个阅览室,是我呆得最多的地方,坡下就是图书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有,看了好多。

田应明:

茶峒就是现在的花垣县边城镇。沈从文先生名著《边城》写的就是这里。这里的山、水、渡船、街巷,凡此种种,一定是您文学道路上最好的熏陶。

孙健忠:

我非常感激茶峒师范这所学校,感谢这个好地方,让我人生受益。

田应明:

还记得第一次发表作品时的情形吗?

孙健忠:

当然记得。1955年,我从茶峒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溆浦县思蒙完小教书。我那个时候,太热爱文学创作了,整天看书,写作。校长却认为我是不务正业,不安心工作,经常排挤我,还监视我。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爬起来,打手电筒,看书,写小说。有一次,在打手电筒看书的时候还是被校长发现了,深更半夜,窗棂上突然响起“咚咚咚”的声音,校长在外大喊:“快睡觉!”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当压抑。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湖南文艺》编辑部的一封信,得知我的小说《小皮球》拟在1956年第一期刊发,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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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忠赠送自己的作品给田应明,并亲自签名。

田应明:

后来,经过你勤奋的创作,调到了县城报社工作。然后,又调到省文联。可以说,写作改变了您的命运,成为您人生成长、进步的阶梯。

孙健忠:

我是1960年正式调到省文联的,当时省文联的领导正在谋划调几个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充实专业队伍,成立文学创作组,经过分析筛选后,觉得我比较合适,又是少数民族作家,就这样来到了省里,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

田应明:

22岁就调到省里,非常不容易。

孙健忠:

所以要感恩文学啊。

田应明:

到省城后,有了更好的平台,更高的视野,在文学上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孙健忠:

那是当然的。我到省城后,前面几年,更多是下基层体验生活,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收集素材。1962年我又到了龙山县洛塔公社挂职一个生产队的副队长。一家人都去了,我的老伴及儿子孙佳,加上岳母、内弟、妻妹,都来这里体验生活。洛塔是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集镇,附近有许多土家族聚居的寨子,我就把这里当作我的创作基地,你刚刚说到的《五台山传奇》就是在这里创作的。

田应明:

经过多年的努力创作,1996年,你当选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这是对您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一个专业作家,再到一个创作颇丰屡获全国大奖的著名作家,这一路走来,肯定不容易。

孙健忠:

你说我当省作家协会主席这事,这是我的荣幸,也是组织和大伙对我的信任。其实,知道我的人都晓得,我这个人性子直,遇事容易激动,更不会奉承别人。所以,我压根就不是当官的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我创作精力最旺盛,积淀最丰厚的时候,如果不去当那个主席,少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少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一心写小说,应该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面世。可惜啊,说这些为时已晚了!

田应明: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也是我们湘西走出去的作家彭学明这样评价过您,说您是“一个来自湘西的人;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吞得下铁的人。”

孙健忠:

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有他的性情,这倒不必多说。这些年来,我感悟最深的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不要这里弄一下,那里弄一下,全才,什么都包了,这是不可能的,又要当画家,又要当作家,又要当这个家,又要当那个家,结果什么家都不是,什么都搞不好。你看,我的侄子孙冬,搞雕塑,画画,很用心,很专一,搞得还蛮不错,我的新书里面的几十幅插图都是他画的,我很欣赏,也很高兴啊。

田应明:

一心做一件事。这是一个人一生最受用的制胜法宝。谢谢孙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在湘西期待您的新作《武陵山陷落》面世,也祝您身体健康。

孙健忠:

谢谢你们远道而来,真想再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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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采访团队与孙健忠合影留念

来源|团结报(文字整理/欧阳文章
图片拍摄/杨贤清)

编辑|孔黎明

监制|龙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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