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艺批评 | 洪子诚、戴锦华:漫谈文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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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许多人第一次认识洪子诚先生,是因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些读者一书读罢头飞雪,不住惊叹原来“搞当代”可以这么好玩、这么痛快。其实,这种评价有失偏颇,因为除了对于文学作品发自生命的体认,以及对于文学史脉络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还始终秉持着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态度,从不妄下一语。

本文是洪子诚与戴锦华两位教授的对谈。洪老师的文学研究偏重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但他将文学外部研究当中的文学机构引入内部研究的视野当中,并成为阐释文学文本、文学人物、文学基本特征的一个重要讨论方式。洪子诚老师以他自己读书的感受为例,从文学的阅读讨论出发,不仅对阅读方式,也对文学的阅读做了一番精彩的分析,重申了文学阅读的重要性,也对人工智能在文学领域的动作产生了隐忧。戴锦华老师认为,面对人工智能科技,我们应该讨论诗、文学、电影、小说、乃至人是什么等等问题,在人工智能可能正取代、解放、奴役我们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比书更重要。

在现实生活中,洪老师风趣幽默、低调内敛甚至偶尔显得有些羞涩,除了研究文学,他还涉足诗歌、聆听音乐、观看球赛、鉴赏汽车,留下了许多趣闻。透过贺桂梅先生的回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他的为人和成就。

感谢作者洪子诚、戴锦华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原标题:《洪子诚:80年代人们做梦,到了90年代连梦都找不到》来源:凤凰文化

在许多人心目中,洪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1961年本科毕业后就留在了北大中文系任教,是资格很老的“老教师”。人们很难意识到,80年代风头很健的“青年学者”如钱理群、赵园、黄子平、曹文轩、戴锦华等先生,其实是洪先生的学生辈。虽然,当代历史的错乱之处也在,洪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事实上同龄,都是1939年生人。洪先生1999年出版36万字的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已是花甲之年。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90年代才开始活跃起来的学者。我甚至有一两次听人开玩笑:原来洪子诚是个老先生啊,我以为是年轻学者。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前,洪先生已经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等重要着作,只是名声和影响还在比较专业的学术圈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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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决定师从洪先生的时候,他刚刚结束日本东京大学的两年教学任务归国。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是因为听了吴晓东、韩毓海等年轻老师的鼓动,选择洪先生做导师。不过,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坚定了我的选择。

洪子诚

1993年,北大出版社在校园内有一个很小的门市部。因为书太多,一些折价书摆在院子里。我从中挑选了一本绛红色的精装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因为那些作家和流派与我喜欢的当代文学相关,虽然读不太懂,但是打折书,买回去慢慢看。我那时完全没留意过洪子诚这个名字。奇怪的一幕是,我走到门市部的柜台交钱时,一位书店工作人员对售货员大发雷霆:洪先生的书怎么可以折扣这么低!把他的书全部搬到室内来!我没弄懂事情的原委就赶紧离开了,当然,还庆幸用很低的价钱买了一本很好的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人用如此尊敬的态度谈到另一个不在场的人,而且,也是第一次在校园里听到有人用“先生”称呼一个老师。因此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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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洪先生真人,是在他北大蔚秀园的家里。我不请自到,拿着几篇自以为得意的论文未打招呼就去拜访他,并且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要求做他的研究生。洪先生坐在堆满书的房间里接待我,温和地和我谈话,谈些什么都忘记了。我的印象里,一点都没有紧张的感觉,反而觉得洪先生有点局促似的。后来在洪先生面前,我一直都很自如甚至张狂,虽然我常觉得自己生性拘谨。他总是很平等地交谈某些问题和某些书,还会反过来问我的态度和看法。

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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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文学阅读

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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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史》最后收尾的那段时间,因为洪先生生病,所以我帮他做一些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模拟他已有的样稿、思路和笔法改写了最后三章。在新书研讨会上,这三章受到了最多质疑,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那只背后站着老虎的狐狸一般。幸好这三章洪先生后来全部重写了,我以后看到也不再脸红。但我因为这本书得到了很多殊荣。好多次,有不认识的学生或朋友过来打招呼,说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们知道了我的名字。洪先生后来在访谈文章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完稿的时候,自己惴惴不安,便问我觉得怎么样,我的回答居然是“还可以吧”。这件事我没有印象。不过想想以洪先生的宽容,我这么张狂的回答也不是不可能的。

戴锦华

洪先生年轻时的腼腆和低调被很多人提及。最近出版的《两忆集》、《回顾一次写作》中“曝光”了他年轻时的几张照片。年轻的洪子诚那种腼腆和青涩,让我们学生大开眼界,同时也想到那时他一定是那种内心丰富、感觉细腻而又极度敏感和羞涩的人。戴锦华老师讲过的一个着名“段子”:洪先生给她们78级文学班监考,他坐在讲台上埋头看书,抬头无意间看到有学生偷偷传抄考卷,他像自己干了坏事一样脸红了。我没有见过这种充满喜剧感的场面,因此总有些怀疑这个段子的真实性。

洪老师是我的老师,名副其实的老师。我进入大学最早修的课就是洪老师的,洪老师当时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但是不苟言笑。我从那时候开始怕他,怕了一辈子,到今天还是怕。是真的,洪老师请我到他的课上去插一讲,结果我处在完全讲不出话的状态。今天好像有机会报复回去了,我做主持人。其实还是诚惶诚恐。老师的书我是认真读了的,今天我扮演的是主持人的角色,相信来到这里的朋友都是洪老师的粉丝,或洪老师的弟子。到今天为止我还在尝试学习和尝试抵达洪老师的治学态度,洪老师的视野,洪老师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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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就不占用太多时间,直接进入主持人的角色了。先抛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也是类似这样的讨论里一定要有的问题:对洪老师来说文学的阅读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是中文系老师,是不是文学的阅读仅仅意味着学术?还是说阅读对于您来说同时是关于个人生命的,关于生活的?

1965年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在住处前

洪子诚

在我读书的90年代,谢冕、洪先生牵头组织“批评家周末”,会后聚餐时,孟繁华、徐文海、孙民乐等老资格学生,在谢先生面前略有拘谨,在洪先生面前就完全称兄道弟,亦师亦友。他们敢趁着酒兴拍洪先生的肩膀,但即便醉了,见到谢先生也还是毕恭毕敬的。他们对洪先生的学问其实是极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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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后来写道:“我的一个朋友说:‘洪老师的研究真正把当代文学纳入了学术的范畴,使当代文学成为了一门学问’。其评说如何自当别论,但这样的评价足以说明子诚先生在青年学人心中的位置”。所以也有人说,他们很“怕”洪先生。我想洪先生谈学问时大概是让人害怕的,但是聊天时却很风趣。我常常见识到他的种种“冷幽默”,不时在课堂和会场引发一片笑声,也为朋友们平添许多乐趣。前几天,华南师大的滕威老师来京召集我们一起聚聚,电话打到洪先生家,他说:“太好了!每天在家吃糠咽菜,暗示贺桂梅、李杨他们好多次请我出去吃饭,他们就是假装听不懂!”让我大呼冤枉。

跟戴老师对话非常高兴,而且非常紧张。高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有很多的粉丝,今天来这么多人证实了这一点,前几天我让她一定要写一个提纲给我,规范我究竟要讲什么,我还做了功课。

洪先生的这种平和,我常以为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表现。年轻时的敏感羞涩、中年时期的严肃深沉,到了老年,都化作有幽默感的包容。90年代后的洪先生,与他年轻时比起来,别有一种潇洒而睿智的风采,仿佛许多沉重的东西,这时都得到了舒解和释放,并转化为特有的人生智慧。

文学阅读对我们这些吃文学这碗饭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职业是一个意味,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从事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靠它来吃饭,这是没问题的。

另一个意味是文学同时也是我生命跟生活里很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对我来说,大家知道我现在是高度紧张的,因为我是一个跟外界接触比较少的人,我一般是个宅在家里的人。我对外界,对社会生活有一种畏惧感。怎么说呢?记得前不久读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大岛寺信辅的半生》,里头讲到大岛寺这个人的特点,说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从书到现实,很多事情他都是先从书本上去发现的。比如说他虽然想了解人生,但是他不凝视街头的行人,而是从书中了解到他们的爱情,憎恶跟虚荣心。举个例子,大岛寺在现实里可能不知道女性的美,但是他从书里学到了女性的美,从法国的诗人和作家戈蒂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里,发现了女性美。这种美就是女性薄薄的耳朵,还有脸颊上睫毛的影子,这都是他首先从书里发现,然后再去生活里、到大街上去找实例的。

我常想,洪先生或许是最适合做“文学史家”的人。在对当代文学做学术的梳理和研究,与通过文学而感受、体认生命之间,他做到了一个学者可能达到的化境。

我可能比大岛寺更封闭,我在书里发现以后可能也不敢到生活里去印证,所以书本跟文学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想象,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活空间。当然可能是因为在北大这个比较安定的环境里头有这样一个条件,如果离开这个条件的话,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景,这是我的想法。但这个习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我在《文学的阅读》里引用纪德的话所说的,他说你从书里头看到沙滩的柔软是不够的,你应该把自己的双足踏到真实的沙滩上去。

洪先生常常慨叹,他不如钱理群、戴锦华先生那样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能力,但他也不是学院和书斋中职业化的“读书人”。他的位置介乎两者之间。也可以说,他把握到了一种关于学术、学者的独特位置。赵园先生曾这样评价:“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洪先生的特别之处,在我看来,也在学人而有文人气习”,又说:“洪先生常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

《文学的阅读》

洪先生是学院中人,且是典型的“北大人”。1956年他17岁,从南方一个小县城揭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他的求学、就职、生活、学术研究等,就都与这个叫燕园的校园联系在一起。校园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人的精神却并不平静,应该说更丰富更复杂;从50年代到新世纪,这个校园也并非总是安宁,当代中国历史中那些曲折的事件和变动,在这里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而在这个号称全国最高等学府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实践,也常常处在前沿位置。这些都对洪先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经历或历史经验对许多人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则会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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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第1版 (2017年5月1日)

1961年毕业合影,后排右三洪子诚

丛书名: 大家小书

称洪先生为“文学史家”,不仅是指他在学术专业上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着称,同时也指他内在的精神气质:他是有能力将繁复、断裂甚至悖论性的当代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进行理性的学术处理的人。他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能包容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是文学史家的最重要品质。

精装: 286页

洪先生常常自嘲,自己缺少把握新时代的敏感。关于50-70年代,他说:“我没有出过风头,也没有被打倒在地:这是幸运,也是悲哀”。但那段历史中的复杂经历和记忆,却成为他长久反思、咀嚼的对象。关于80年代,他常讲的一个故事,是1980年春天去南宁参加“全国诗歌讨论会”。当时诗人、诗评家都在为朦胧诗激动不已,谢冕、孙绍振先生的两个“崛起”就酝酿于那次会议。洪先生内心也是支持朦胧诗的,但他谈论的却是早已“淡出历史”的诗人田间。对自己“判断力”、“前瞻视野”的怀疑,使洪先生选择了在80年代相对冷落的文学史研究。不过,虽然不是“弄潮儿”,但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视角,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新时代。

语种: 简体中文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这样评价鲁迅:“他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明示过新时代的方向。……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我觉得这段话用来说洪先生也是合适的。他是以“挣扎”、“怀疑”的方式,将自己置身时代前沿,并在与新潮的紧张角力过程中,形成独特的自我和作为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

戴锦华

洪先生受到最多赞誉的着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在北京大学的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说,这部书“标志着当代文学有‘史’了”;谢冕先生则说,这本书标志着洪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成熟”,也标志着“‘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当代文学史》此后成为各高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多次再版(2007年修订重版),印刷总量达60余万册。译成英文、日文,也即将译成俄文和韩文出版,是国际学界影响最大的当代文学史着作。可以说,这本书使洪先生跻身于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列,也使一个学科——当代文学——获得了相应的学术地位。

洪老师给了一个很幽默的,对他本人来说非常大胆的回答,关于在书上学习和感知女性美。如果洪老师不是我的老师的话我就可以再开玩笑了,但是现在我不敢。洪老师您觉得我们这种爱读书的人,是一种特别的人吗?还是您觉得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一种美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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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英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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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可能是美好,但是这个美好是有缺陷的美好。

日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3年

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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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缺陷?

俄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6年

洪子诚

这本书是洪先生多年教学工作和参与文学史写作的结晶之作。洪先生常说:我主要是个“教书匠”。他的学术研究常和他的教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的每一次授课都成为一次思考和锤炼观点的过程。在80年代,洪先生承担了10多次当代文学史的基础课教学,每讲一次都会重写讲稿。这些讲稿的一部分,后来出版为《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是最早反思新时期文学的限度,并从作家意识的内部做出批评和探讨的着作。1991-1993年间,洪先生在东京大学的教养学部讲了三个学期的文学史,其讲稿历经曲折出版,即香港青文书屋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在此基础上扩充、展开和推进,洪先生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2002年退休以后,洪先生曾三次受邀到台湾的大学讲课。一位台湾老师写道:“目前在台湾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概很少没旁听过洪先生的课的。”

缺陷就是,你可能长期生活在书里头,有时候你如果没有勇气跟欲望的话你会越来越封闭,对现实生活有一种隔绝的情绪。

洪先生的另一特别之处是,历史的机遇和偶然,使他在50-70年代、80年代,都参与了文学史写作。还在学生时代的1958年,洪先生和其他六位学子,在高校学术大跃进的集体写作文学史热潮中,编写了第一本现代新诗史《新诗发展概况》。尽管对这部年轻时的“造反”之作普遍评价不高,但参与写作的先生们都承认,这事实上也成了他们学术的起点。洪先生与刘登翰先生后来在80年代再度合作,在此基础上全盘重写了当代部分。这就是影响很大的第一部当代诗歌史着作《中国当代新诗史》。

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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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大概很少会因为书本而封闭,他们可能因为电脑或者手机,或者ipad,封闭在一个电子世界当中,就是所谓的宅男和宅女。您用不用手机或者ipad读书?

1959年1月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孙绍振

洪子诚

1977年,洪先生参与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组建工作。为给恢复高考的学生编写教材、也为适应新时期的变化,教研室的五位老师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观》。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当代文学教材中最早的一部。1986年修订重版后,很长时间还被一些高校用作教材。

我一般都不用,因为电子书这个词我还是春节吃饭的时候才从你那里知道的,我是一个很落伍的人,虽然冒充好像要赶上时代,但是永远赶不上。当然我在研究过程中会借助很多电子媒介搜索材料,但是我从来不用电子阅读器,这是目前的状况。原因在什么地方?主要是我的眼睛很不好,我眼睛的黄斑萎缩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很怕强光刺激。手机我也看的很少,当然学生们也加了我微信,但是我看的很少,偶尔也看一下,属于标题党,就看一下标题。

《中国当代文学史》超越了此前的写作范式,将当代文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书的另一意义,被认为是第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文学史着作。但此前的写作和研究经验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而是在批判性的反思中,被重新理解。在洪先生看来,学术研究不同于道德化评价,它首先应该深入某种政治逻辑的内部,去探索其被构造的发展轨迹。80-9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许多研究,要么重复50年代构造出来的那套框架,要么推翻另建一套说法,而洪先生的做法,是“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勾勒这套框架被建构的过程,及其中互相冲突、矛盾的力量关系演变,从而客观地描画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图景。

因为我近几年在台湾的三个大学上课,不可能带很多书去,所以有很多备课资料只能从网上搜索。所以还是用电子设备读了一点东西的。

戴锦华

在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中,“历史”与“个人”构成了充满张力而具有能动性的两条轴线。这里的“个人”即研究者的主体结构。如赵园先生所说,洪先生是有“文人气习”的人。他对学术问题的处理不仅是职业化的,而是与文学、思想等一起构成了他的“整体人格”。

好吧,据说手机对于黄斑病变的形成和加剧是非常严重的凶器,所以请大家都不要整天拿着手机看来看去。但是电子书它的技术突破在于它能够让人很轻松的看。我现在基本上用电子书阅读是因为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而电子书可以随便调字号让我很轻松的阅读,而不必借助老花镜。

2002年从北大教职上退休以后,洪先生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写作文体,是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重新思考当代的历史、学术、文学问题。这包括《我的阅读史》《两忆集》以及他牵头组织的《回顾一次写作》。应该说,洪先生的历史记忆和反思能力是超常的,他极大地凸显了“个人经验”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同时,洪先生性格与精神中那些“坚硬”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些反思中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咱们试着预言一下,洪老师你觉得实体书这个形态会保留下来吗?还是它会成为一种艺术品还是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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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2002年退休前,北大中文系现当代和民间文学教研室在戒台寺

怎么说呢?我只能从我自己的感受出发讲这个问题,我不能预言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争议书的命运问题,讨论纸书会不会被电子书所取代。一种比较保守的说法就说两者会分庭抗礼。但也不是抗礼,我觉得是互相补充吧。但如果纸制书一定要衰亡的话,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它还能够存在,在我死之后衰亡我就不管了。

洪先生第一次在《语文课外的书》一文中,提及出生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得最多的,是《圣经》”。《圣经》对洪先生的影响,其一是对“界限”的意识,“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所以他认为自己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其二是对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后者使他从初中时代开始,变成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日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这种对于文学的爱好一直持续下来。可以说,没有文学爱好者的洪子诚,就不会有文学史家的洪子诚。

《涉渡之舟》

2012年,洪先生出版《我的阅读史》,提及自己不同时期阅读的、影响甚深的着作,也勾连起不同时期的阅读记忆。其中最精彩的是关于契诃夫、《日瓦戈医生》和《鼠疫》的文章。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窥见洪先生精神世界的深邃之处。一个时期的阅读心态、当时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结合起来,同时也包含了对这些理解和感悟的反思性思考。学术观点因此不仅仅是理念,经过丰富人生阅历的咀嚼与思考,而成为了某种“智慧”。比如从契诃夫那里理解的“怀疑”,比如从《日瓦戈医生》那里理解的“生活”和“大自然”,比如从《鼠疫》那里理解的“艺术”与“道德”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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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先生在为洪先生台湾版的《阅读经验》所写的序言中,提及两人的有趣交往:在如何看待文学的本质上,两人分属两派,洪先生是“文学自主派”,而吕先生是“灵魂工程师派”。两人因此常常开玩笑地互相争吵,“彼此嘲讽”,但“交情却越来越深厚,这让我的学生颇感奇怪”。吕先生认为原因在于,“我们两人都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每个人如果真心实意的寻找自我生命的价值,常常就需要某些特定的文学作品来作为这种价值的依托”。在这一点上,文学关联的不仅仅是某些作品,而是“人生态度和美学态度”,是某种“信仰”一样的东西。

我谈一谈自己读书的感受,我觉得黑塞在50年代讲过一句话,我们跟书所建立的关系,不仅是与内容的关系,而且是跟特定的书本的关系,这个话是我的体验。我今天带着两本书来,来说明这一点。第一本是戴老师的《涉渡之舟》,2004年出版时她送给我的。这本书她非常不满意,不管是装帧,还是印刷,还有封面的设计她都非常不满意,她在送给我书时说这是一本非常寒碜的书。后来这个书已经出了另外的版本,比这个要好看一点,但是我还是喜欢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我读戴老师这本书的时候读的就是这个版本,读后来的书的时候就没有感觉了,上头有一些刮的道道,包括她对王安忆的分析都是非常精彩,所以它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

洪先生的文学趣味,正如他的音乐爱好,都偏于俄国、东欧作家。这与50年代读书期间的经典资源相关,也与洪先生的个人性格相关。在某一处,他提及伯林谈论的“法国作家”与“俄国作家”的差别:前者是专业的小说家,而后者则总是要求将他的“整个人格”都与文学关联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洪先生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毋宁都是更“俄国式”的。

我读诗集,就是5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何其芳的诗集,是57年出版的《预言》,当时的定价是3毛4分钱,不到一百页。我后来虽然也有何其芳书的其他版本,包括何其芳的文集,但我还是喜欢这本书,我不可能再去读别的书。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我在《文学的阅读》这本书里谈到对《日瓦格医生》的阅读时,我读的是1987年漓江出版社力冈翻译的版本。我们都知道《日瓦格医生》现在最权威的版本是哪一年的版本,而且出的很精美。但我还是喜欢那一本。为什么?因为阅读的过程里我会投入很多,包括纸张,包括我留下的一些痕迹。我的书里有写到加缪的《鼠疫》这本书,我当时读的时候是一个单行本,手上很轻的一个本子。读的时候还有点痛哭流涕的感觉,当然现在读我绝对不会有这样一种反应了。后来我在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因为找不到那个本子了,我只好用了漓江的一个本子,就是很厚的一个本子,我就感觉到完全找不回来当年八九十年代那种感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就是人跟书建立的关系。

在洪先生那里,与“文学”的位置相当的,还有“诗歌”和“音乐”。洪先生不善写诗,但他一直热爱诗歌和研究诗歌。2012年八卷《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研讨会的答谢词中,洪先生引用赵园先生的话说道:“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经由诗而保持了审美的敏感,对文字的细腻感觉与鉴赏力”,“这确实‘润泽’了我本来枯燥、灰色的人生”。洪先生的弟子大多是诗人,同时也研究诗。比如大名鼎鼎的臧力、周瓒、冷霜、胡续冬,他们在北大校园简直可以说呼风唤雨,在粉丝群面前总是“大师”气派,唯独见了洪先生,都变成了谦逊局促的学生。洪先生曾主编过一套《北大诗选》,序言提及他和北大诗人们的交往,写到诗人们千奇百怪的笔名、王清平的字、骆一禾的毕业论文、麦芒的长发……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新诗研究所,出版“新诗研究论丛”和《新诗评论》刊物,洪先生都是主要组织者和运作者。我是洪先生弟子中少数两三个不写诗也不研究诗的学生之一。以前觉得无所谓,后来慢慢感到,不懂诗而要进入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便欠缺了不少。

但是电子阅读器能不能跟人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我现在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由戴老师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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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

与台湾的新诗研究学者翁文娴、简政珍、郑慧如

谢谢老师,讲的非常真切,唤起了我很多读书时候的,对特定的某一本书的那种感觉。我和洪老师不算一代人,但我们又都属于那一代:我们的生命或者时间从空间当中穿过,我们和很多空间性的,物理性的对象发生联系,然后留下痕迹,然后时间也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我们就这样走过。我们进入到电子世界,我们进入VR世界,我们还如何留下我们的刻痕?尽管如此岁月的刻痕还是一定会留在我们身上的,留下什么?我们所有的空间都在变,这个图书城建立的时候曾经是我们最爱的地方。我们恨不得一周要来两三次,但是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空间,因为我们今天所在的空间是新的,它已经抹掉了当年图书城的空间和北大多少代学生的痕迹。为全新的高楼所充满的空间,这是一个很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经验。

洪先生的一大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在蓝旗营他那间不大的书房里,最显眼的就是一套音响。传说北大中文系的两大音乐发烧友,一是洪先生,另一是语言专业的王福堂先生。不过洪先生一直否认他是“发烧友”,只是听听音乐而已。他和吕正惠先生的交情,除了不打不相识的文学观,可能还有两人都是CD爱好者吧。洪先生有过两三篇文章写到他与音乐及对音乐的理解。童年时期的唱诗班经历,可能是最早的源头,但是真正变成爱好的,却是50年代北大社团活动中的一项:哲学楼101是固定的音乐欣赏的地点,大一的洪先生会把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消磨在那里。那时他还是十足的音乐外行,“有时候不过是想安静地坐在那里,抛开为生计的处心积虑,听那些仿佛来自心底,但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常常想象,在枯燥的学术工作之余,心仪的文学作品如果提供给洪先生的是某种“生命的支点”,那么音乐可能就是他遐想神游的另一个美妙世界了。

回到洪老师这本书中来,我非常遗憾的就是洪老师在《我的阅读史》里有一篇是写我的,可是到这本书里就没有我了。本来我可以借着老师的名声再获得一次传播,但是这本很漂亮的书里面就没有了。很明显洪老师在为这本新书选择篇目的时候,他又做了更严格的筛选,所以我就被筛下去了。在这个筛选当中我觉得我特别清楚地看到了洪老师的某种趣味。您认为这本书代表了您的趣味吗?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趣味是什么,对文学的趣味,它是不是您评价文学的标准,您是否用这个方法来评价诗和小说?

当然,除了这些“高雅”的爱好,洪先生还是球赛爱好者和汽车鉴赏家,虽然他既不会踢球也不会开车。戴锦华先生开玩笑:洪老师这些都是“大男生的爱好”。

洪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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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补充一下刚才电子书的问题,我有点感慨。我想如果纸制书消失了,人的写作用笔消失了,茨维塔耶娃这首诗就不会写出来了。

2009年4月在澎湖万安岛

“三十年在一起

写到这些洪先生的个人情趣,忽然会意识到他是多么的“文青”。现在这个词已经十足贬义了,但用在洪先生及他们那代人身上还是合适的。谢冕先生就毫不愧疚地宣扬“文学是一种信仰”。洪先生也一样,只是他不张扬出来而已。但这里的“文学”其实并非所谓“纯文学”,而是可以给人不断提供精神滋养的“经典”。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诗歌、音乐,甚至《圣经》都是一样的。马修·阿诺德说:文学是宗教消失时代的替代品。只要我们还需要内在精神的滋养,需要构建别一世界的精神想象和依托,广义上的文学就不会消失。也许,这是一项高尚者的事业,它与政治相关,但永远比某一时期的政治更广博,因为它创造的是无比广阔和无限可能的心灵。

比爱情更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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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熟悉你的每一道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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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我的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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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桌子》)

– 版权信息 –

《茨维塔耶娃诗选》

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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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为:《文学史家洪子诚》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包括中国的张枣,就是49岁就去世的张枣,他们都是非常精英化的诗人,不是大众诗人,都是想寻找知音的诗人。所以茨维塔耶娃写过《致一百年以后的你》。如果在纸上书写这个行为消失了,人就不会有这种期待了。因为我们不知道留存什么介质给一百年之后,而且还会不会发现这个诗人。包括斯汤达在1835年写作的时候,他说他的新书要写给1935年的读者读,这个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在未名湖畔看到一个忧郁的男青年人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那里徘徊,拿着电子阅读器肯定不符合这个浪漫的情景。所以我想起来有时候会很感伤,当然这是一种怀旧的视角,很多东西都会消失。

首发于《中华文化画报》2015年第10期

然后讲到趣味的问题,我肯定有一种比较强的趣味,就是在阅读跟选择,包括生活方面。《文学的阅读》里头谈到的作家和作品的确都是我很喜欢的。但是戴老师原来问题里头有这样一个问题:问我能不能指出一两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

戴锦华

这可能是下面一问,让洪老师讲个故事。

洪子诚

那就下一个讲。

戴锦华

你现在讲就行。

洪子诚

没有,即使有的话我也不能告诉你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书可能讲出来大家会觉得是很可笑的,因为它既不是但丁的《神曲》,也不是《哈姆雷特》,也不是《追忆似水年华》,甚至也不是《创业史》,也不是《白鹿原》。

戴锦华

是什么呢?

洪子诚

什么书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幼稚可笑的书。

戴锦华

《小王子》吧?

洪子诚

那不可能。

戴锦华

很可能是《小王子》。

洪子诚

品位还是有,大家可能看到我读的书更多的是一种,我读书比较多的时间可能是高中、初中的末期、还有大学。那个时候正是新旧中国交替的时候,那时候年轻人都有一种对新的生活新的人格或者新的生命的期待,朦朦胧胧的期待。可能我当时读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追求吧。

戴锦华

比如说什么?

洪子诚

包括法国偏左翼的一些小说,罗曼·罗兰什么的,还有俄国跟苏联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俄国的作品。对俄国的作品其实在阅读过程也有一个变化。50年代初的时候,我其实很不喜欢契诃夫,也不能说很不喜欢,不是很喜欢契科夫的小说。但是60年代初,大学毕业前后这个阶段突然迷上了这个作家,我几乎把当时汝龙先生翻译的所有他的小说,还有其他翻译家翻译的戏剧,包括他的回忆录全读了。我还很遗憾的就是有一本书后来遗失了,有一本叫做《回忆契诃夫》的书,上头有很多我自己做的标记和简短的批语,也可以说是比较泄露自己秘密的笔记,这本书在文革期间消失了,怎么都找不着了。我不是一个很坦白的人,所以我老怕自己的秘密被大家发现。

我跟戴老师也经常讲,戴老师既有自己的选择,但同时她也有非常广的阅读量,能够接纳很多的不同信息。我就是怎么也读不进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去年我还莫名其妙被拉去参加一个类似科幻文学的研讨会,这是一个学生拉我去的,开始我都不知道会讨论什么问题。为什么老进入不了?这可能跟我小时候培养的阅读习惯有关,另外也可能跟我的想象力比较差有关系。

我经常跟学生讲,我做的梦都是很现实主义的。比如说我的梦经常是非常有条理的,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什么天龙八部啦,上天入地的这种梦,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警示,也意味着生活里头跟书籍里头非常精彩的部分我可能没有读到。

戴锦华

洪老师在严格的保护自己隐私的前提下还是给我们透露了很多信息,我第一次知道洪老师的梦都是有条理的和有组织的。插一句,因为洪老师是一个有着极高文学品位的学者和读者,所以最后会留在他书架上的,会被他阅读的书,本身一定是在某一个基础线之上的。我则不然,我是吞食美食也吞食垃圾,我是这样一个饥不择食的阅读者,所以我就觉得好书请大家购买,请大家捧读,请大家留在书架上,有一些书则用电子书就够了。因为它最后不会侵占你的生活空间。比如当我发现我读完了《银河英雄传说》,而不用占据一个书架的时候,我就很庆幸。

我们回到洪老师这本书上,洪老师这个书很明显分成了两部分,可以说一部分是小说,一部分是诗歌。但是我注意到基本上是外国小说,和中国诗歌。那么我们可以说前一部分是您的个人阅读,后一部分是专业吗?您在选择第二部分那些诗人和诗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它本身就是您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确立70年代的文学研究规范及重新命名经典,是这样的吗?还是不是?

洪子诚

不是,其实《文学的阅读》这个书的编辑出版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因为原来王远哲在搜狐文化频道要找我给我做一个采访。他找过我好几次,因为我采访也比较多,所以我老想把它推掉。我老想拖延时间,拖到他不耐烦了,他自动就退却了,结果他又不屈不挠,后来我们在万圣书店的咖啡馆聊了大概两个多小时。这次采访后来没有成功,因为他提的问题都非常深奥,我也回答不出来。但是因为他在北京出版社,他又突发奇想说,你能不能做一本这种小书?因为这个书要求并不一定是原创的,这个大家小书系列是可以编的,从过去的著作里头把它编选出来,做成一本像笔记似的这么一个本子,我说那我可以,我可以从别的书里头摘出来一些文章来。这个书的源起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编排书中内容的时候其实没有按照小说跟学科的分类把它们分别扎成两块,基本上还是按照时间或者什么的。这个分类是王远哲自己调整的,我觉得他调整的很好,所以我后来就尊重他的意见了。

小说部分,我觉得这几位作家是我比较喜欢的,包括契诃夫,加缪,他的文学份量比不上其他的一些作家,但在80年代他们是影响很大的作家。但是巴金就不能说是我很喜欢的作家,我曾经喜欢过,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喜欢过,也为鸣凤最后跳湖自杀这个情节掉过眼泪,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后来我91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教授他正好要给学生上高年级的中文课,想讲巴金的这段情节,这段故事,有一些细节不是很了解就来问我,我突然就很困惑为什么我中学读了这个片断以后会留下眼泪,我搞不清楚为什么。

为了选择这些诗人?其实我写诗的,还跟刘登翰先生编过《中国当代新诗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诗人去世的比较早,比如说选张枣,因为他们当年去世了,去世以后我发现大家没反应,我就有点感伤,这样好的诗人好像没有被关注,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写一写,所以大概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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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张枣

戴锦华

在我们北大中文系内部有一个说法,洪老师以一己之力确立了一个学科,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49到76年或者说49到79,我喜欢把这个日期向后延长到79年。洪老师奠定了一种方法,洪老师的文学研究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但他同时奠定了一种方法,使得所谓的文学外部研究当中的文学机构进入这样一个内部研究的视野当中来,成为阐释文学文本,文学人物,文学基本特征的一个重要讨论方式。以后其实在很多的相关领域当中,大家都受到洪老师这样一个思路的启发,我们的研究逐渐开始变得充实起来,开始变得丰富起来。

洪子诚

戴老师说以一己之力,这些都是学院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发明的词。去年我参加一个会的时候,戴老师的学生滕巍老师也引用了这段话,最后引起了哄堂大笑,这是个很搞笑的说法,今天没有人笑这个我很奇怪。

戴锦华

这件事本来不是一个笑话。

洪子诚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浪漫主义的说法。我对当代文学并不很喜欢,我为什么退休以后就感到全身轻松,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按照我的文学理想的话,我觉得我读当代文学很多材料都是硬着头皮苦读的,当然后来也慢慢琢磨出很多乐趣来,但是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在研究的过程里头,当然这个选择也是有点偶然性或者被迫的,因为我在文章里头也讲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教写作课,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大一国文这样的课程。这个课程当时在北大中文系是所有人都不愿意上的一个课,因为它没有专业。当时在北大它附属在现代汉语学院,所以我是属于现代汉语的老师。

大家都不安心,为什么不安心?因为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方向,同时工作量又很大。有时候我上课的班,比如给外系文科上课,有时有180个人,如果一个学期写四次作文的话,你想想要批改作文的量有多大?有时候我好几个星期都在批改作文。我又比较认真,不能光划个勾,给个分数就完了,还要写几句话,那几句话就非常难写。

文革之后这个课就取消了,我就没有着落了,不知道要干什么,没有专业就没有着落。后来谢冕老师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就把我招募过去,我才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当然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对当代文学还是比较关心的,这也是一个原因。

谈到这个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点我到现在比较明确,有一点就是因为当时是思想解放的时候,政治性的批判或者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一个主流的事情。我在当时做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我可能会有比较意识,就是意识形态的那种强度,我觉得这种评判和强度,对我们的学术本身,或者对我们的学术辨识和对文学的理解,可能并不见得带来很大的好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戴老师讲的,所谓内外的融通或者结合的问题,因为内外研究的问题我们了解的比较早,也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成为一种理论的话,我们更多还是从85年,从《文学理论》这种畅销书得来的。因为新背景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主张要从内部研究,从象征方面来谈文学。实际上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从内部研究的出发来研究文学,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会关注很多人生历史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文学的制度,包括国家的制度,他们怎么内化为文学本身或者文学的形态?这是80年代开始我逐渐感兴趣的一个路子,我大概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戴锦华

洪老师我还要给自己做一下广告,洪老师在写我的文章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的评语,他说别人以为我比较坚决,比较断然,经常好像也比较勇敢。

洪子诚

强势。

戴锦华

强势,但是洪老师他看重我的研究。

洪子诚

补充一下,戴老师到台湾交通大学去演讲,后来交通大学有一个教授私下告诉我,说她在交大两天的演讲里头没有一句话是重复的。

戴锦华

怎么可能。但是洪老师说他还认可我,还肯读我的东西,是因为其实我保持了犹豫,保持了怀疑和自我怀疑。赵园老师在谈到洪老师的时候就谈到,大家认为洪老师尤其在他的同代学者当中,在他那个时代,就是所谓的大时代当中,好像始终是犹豫的,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别人会认为洪老师不是那种强势的人,也不是那种很坚硬的人。可赵园老师则相反,她觉得洪老师的学术是坚硬的学术。我在想洪老师你是有一个很自觉的坚持吗?这种坚持是什么样的坚持?是一个对抗性的?还是守护性的?是什么样一种东西?因为我完全认同赵园老师的这个说法。

洪子诚

好像没有明确的一个想法,没有说我要怎么样,这个可能跟性格有关系。我是从61年开始教课的,最早的几批学生跟我的岁数相差也不大,因为我毕业的时候22岁也没有读研究生,就上讲台,有的学生十八九跟我就差几岁,我退休的时候他们也退休了。

我在广州的时候一个讲座里头我也讲到,50到60年代,甚至文革期间,怎么说呢?其实我还是很积极的想表现自己追求进步的。我从大学开始就写入党申请书,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党外人士。后来民主党派曾经说要发展我,但我一想年纪大了什么党派都不要参加最好。五六十年代跟文革期间我其实就是一个想积极进入中心,但总是进入不了的人,这其实是一个令我非常苦恼的问题。不管我怎么表现,我觉得自己好像跟“革命”总不是同一路。大家总说我不能够跟大众打成一片,这个真是苦恼我一辈子,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我真是很苦恼,我老想怎么接触贫下中农,跟他们打成一片,但是怎么做都不像。这其实是一个性格问题,我不能够跟大家很快的融合交心。这导致我在各个运动里头,总是跟不上,总是慢半拍。

80年代也是这样的,我当然支持朦胧诗的潮流,但我也不是特别同意给朦胧诗一种非常高的评价,我对这些东西都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这种怀疑跟我写的契诃夫的怀疑是两种性质,他是有自己的哲学理念和人生追求的怀疑,但我觉得我这个是性格方面一个弱点的表现。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发现它好像还是一个优点,我就慢慢有意识的跟潮流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也不是那种介入的知识分子,或者对社会发言的人,我就是做自己的学术工作,学术工作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做,如果你完全投身到里头去,很多事情根本看不清楚。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

戴锦华

我得狗尾续貂,补充两句。洪老师类似这样的自我描述和回答,对于我来说不陌生,洪老师经常这样描述,带有一点自嘲和调侃地来描述他和那个时代的不和谐,和他想和谐于那个时代的愿望。我之所以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坦率地说如果洪老师不坐在这儿更好,这是让我始终对洪老师保持了极高的敬意的一部分原因。因为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在那个时代是弄潮儿,但是今天他们把自己描绘为先知先觉,对抗于那个时代的主流,自觉规避于那个时代主流的人。而洪老师始终没有这样,他始终告诉我们说他想跟上,他想进入,但是他做不到,他不能。我一直在洪老师的这种自我描述当中,包括他在学术上面处理那个时代的文本的状态里,学习应该怎么面对历史,也学习怎么面对历史中的我们自己。

我最后问这个问题,对您来说诗是什么?新诗是什么?新诗是诗吗?今天您觉得诗对于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您觉得今人,当下的人还读不读诗?或者应不应该读诗?

洪子诚

这个提法有点挑衅性,诗还是诗,新诗也是诗。诗怎么说呢?因为我老被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

戴锦华

您应该有标准答案才对。

洪子诚

我找找看(笑)。

我觉得我喜欢诗完全是个人的问题,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写不出诗来,写不出像样的诗来所以我喜欢诗。我大学跟中学都写过诗,而且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还拼命的想挤进谢冕老师领导的北大诗社,他们办的杂志,我都投稿,而且是别人推荐不是我自己去投稿,但大部分被退回来了,后来他们不好意思了,在57年的时候终于发表了我的六行短诗,这个六行短诗后来被北大毕业的一个学生发现了,他还经常拿出来调侃我。所以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就不敢再写诗了,我知道写诗是很困难的事情。诗对于我来说是个门槛很高的事情。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对诗的神秘感。大部分的当代诗人都很正常,但是也有少部分诗人有很多怪癖,很多诗人虽然他们受很多人非议,但是我对他们都保留一个同情的态度。我希望把这个神秘感保留下去,能够维持我对诗的一种感情。

这里我引用一个北大诗人的诗,我就不说他名字了,他写了一首诗叫做《我们年龄的雾》,可能有一些读诗人知道这诗写的是什么,他今年初的时候给了我这个诗,这个诗人从90年代写诗到现在加起来不到80首,数量是很少的,但是我觉得他质量还是很高的。这首诗的题目让我想起80年代一个很著名的小说,就是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这忽然引起我的一个感想,80年代的梦为什么到了90年代就变成雾了?我很纳闷这个问题。

张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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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是一个做梦的时候,90年代就是大家笼罩在一个雾里头,连梦都找不到,这当然是我的过渡阐释。我引用他的第一段来谈我对新诗的态度;“它是怎么来的/”(当然是指这个雾),“这是一个迷/并非无法打开/只是我愿意为自己保留少许的神秘”。诗对我来说一直保留着一种神秘感,虽然我并不责怪有些诗难懂,我觉得难懂的诗也是诗的重要的部分。下面说诗在目前生活的位置:

我觉得在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那些年里头,新诗的确处于非常边缘被冷落的阶段,当时有一个诗歌寒冬的说法。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1世纪初我们在香山举办过一个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讨论新诗跟浪漫主义的问题的,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不光涉及新诗的问题,因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影响是很大的,包括诗歌,甚至包括小说各方面影响都很大。好像是参加另外会的人士,看到这个标题以后,有人恶狠狠的骂,狗屁什么新诗,浪漫主义,用狗屁这样一个词。当时给我震动很深。这就是90年代初的一个新诗的景象。

但是好像最近几年风水轮流转,我看新诗非常热闹。戴老师可能不知道,我走到哪个地方都有诗社,都办诗歌刊物都在那里讨论诗,而且非常热闹。现在有名的诗人从年初到年尾都不断的在全国参加诗歌节,诗歌夜,诗歌日,诗歌酒会,联谊会,颁发各种各样的诗歌奖。

戴锦华

还有诗歌恐怖行动。

洪子诚

现在是新诗非常热闹的一个时期,新诗的位置好像已经很不边缘了。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好事,虽然刚才戴老师说很恐怖,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因为很多人喜欢读诗,写诗,虽然写的不是很好,但是总体说得过去。

戴锦华

要求不要太低啊老师。

洪子诚

这当然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就说这是一个好事,大家喜欢诗是好事,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看。当然我也有忧虑,我觉得有一些诗人可能沉不下心来,这对他们的创作会带来很大障碍。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讨论一个诗歌奖的时候我们争论了半天,这个诗的奖项国内的部分该给什么诗人,好像争论的很激烈,后来有一位也是诗人也是学者,他就说了一句,大家也不要那么争了,其实你们讨论的这些人吧,他们在全国各地拿奖拿的手都软了,他们可能不是特别在乎这个奖。这个给我打击也很大,对我来说在目前这个很热闹的时候,诗怎么保持它的一种边缘性跟中立对我来说是个要思考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一个边缘性的东西,它肯定比不上电影、流行歌曲、通俗读物,这个比喻是完全合理的。

戴锦华

凭什么电影就跟通俗读物和流行歌曲放在一起呢?

洪子诚

不,电影有两类,戴老师比较关心关注品位比较高的电影,但是也有品位不是很高的电影。我觉得新诗就是边缘的,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边缘性,不是说边缘化。边缘的性质就是诗歌的性质之一。什么是诗?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像问我什么是散文?60年代讨论散文,说究竟什么是散文?好像是冰心先生说的,说我们只能说什么不是散文,而不能说什么是散文。

戴锦华

冰心先生是后结构主义者。

洪子诚

我觉得边缘对我来说可能是我的标准,我认为新诗就是跟主流的语言,或者从这样一个笼罩底下,从一种陈词滥调的腐败气息的笼罩底下突围,或者增加出来的一种语言,或者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诗,我理想中的诗。

戴锦华

老师就是老师,老师说因为自己写的诗不够好就研究诗,我因为自己写不出诗来就不读诗了,这个境界和格调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讨论诗歌是因为不久前我刚遭到一个重创就是一个实验,就是一组两首诗,同一主题,让你分辨哪首是计算机写的?哪首是古诗?我两首全错,我觉得我应该被北大中文系除名了,因为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后来我们开玩笑说这个软件已经通过图灵测试了,它已经可以冒充人了,因为我们不能直观的分辨它的机器性。现在坊间又传说,说《锦绣未央》是电脑软件写的,那么关于它的电视剧抄袭的争论就很难去讨论了。当人工智能开始写一些不那么好的诗,开始做通俗音乐,开始编通俗小说,可能也制作通俗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得反过来问,不光是诗是什么?文学是什么?电影是什么?小说是什么?还有人是什么?我坚持认为人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要求真正的原创。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洪老师在我的很多老师当中非常特别,一个是我受他教导的地方特别多,另外一个洪老师始终是他自己。我可以用美好的形容词去描述,但是洪老师坐在旁边我就不用了,我觉得他始终在做他自己,而且是一个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并且这样长时间的走下去的人。我觉得在VR包围着我们,人工智能也正取代我们,可能也在解放我们,可能也正在奴役我们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回答这件事,我觉得这比书更重要。

原标题:《洪子诚:80年代人们做梦,到了90年代连梦都找不到》来源:凤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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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江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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