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立斯,像作家一样写作非虚构

《邻人之妻》:美国社会的性解放史

2018/10/15 | 曾鼎| 阅读次数:3842| 收藏本文

美国性解放

摘要:看似一本写性爱的书并走红,但实际上相当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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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盖伊·特立斯 着

木风/许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年,39岁的盖伊·特立斯决定写一本关于美国社会性爱的书。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本来就是拿手活。但是,这场调查竟然持续了9年。为了搜集信息,特立斯的所为远远超出了观察者的身份,他深入打捞性爱的历史,甚至切身体验式采访,超出了寻常人的想象。

围绕这本书出版前后的事情,在美国社会吸引了媒体关注。1980年,《邻人之妻》出版以后,特立斯说,这是他的作家生涯里最好也是最坏的一年。这本写性爱的书一炮而红,书店里还没有卖出一本,他的账上就因为版权卖给了电影业多了400万美元。但同时,外界对于此书和作者的非议,也到达高潮。

“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盖伊·特立斯。资料图

色情世界的观察者,也是参与者

特立斯不仅是观察,也是一位色情世界的“参与者”。他放纵自己遏制不住的好奇心,频繁地光顾按摩院,并跑到性爱自由的社区做调研,甚至在书里如实记录了自己的出轨。

“特立斯为了最终拿到一个好故事,可以长时间忍受合不来的人……一天下午客房的门开了,约翰·威廉森的妻子未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门口,脸上挂着假正经的微笑,赤身裸体。他仍旧坐在书桌上的打字机前,她把手轻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开始按摩他的背,抚摩他的脖子;他没说什么话,也没有反对,接着她领他走向卧室开始做爱。”

特立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记录了自己在洛杉矶砂岩性开放社区里的一场出轨。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一个性主动的女人追求,他的身心乐于接受这种体验。

特立斯出轨的对象芭芭拉·威廉森大有来头。她是着名的砂岩性开放社区创始人约翰·威廉森的妻子。砂岩社区是一个换妻俱乐部,也可以说是换夫俱乐部,因为这里主张男女平等。在这个社区开放式的婚姻里,夫妇们彼此分享伴侣,特立斯在这里待了大概一个月。

这场性爱狂欢过后,特立斯说自己取得了芭芭拉的信任。她开始直率地说话,回忆起这家性社区的历史。而特立斯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问问题让她继续说下去,芭芭拉告诉了他砂岩是如何开始的,回忆起她和俱乐部里成员的情事,她丈夫和其他女人的关系,还有在大熊湖戏剧性的周末,两对夫妇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交换配偶做爱的细节。

借助芭芭拉,特立斯还成功联系上了已经退出砂岩社区的早期重要成员。他在接下去的两年里,时常拜访他们,并渐渐赢得信赖,获得允许写下他们的故事,并使用当事人写下的日记和笔记,记录了包括砂岩曾经如何分崩离析,成员们遭受心理创伤的日子。

正是这类出格的采访事迹,使得特立斯写作《邻人之妻》的9年时间里,遭到了大量来自同行记者的指摘。也是这样的频繁曝光,使得此书在出版前就有很多读者翘首以待。

1980年代,《邻人之妻》出版以后,书的销量很好——三个月内都是畅销书,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位列第一。

不过,特立斯说,他相信许多读者买书的动机就错了。他们被这本书的曝光度吸引,可曝光度和内容并无多大联系。有些人期待这本书能让人“大跌眼镜”或是“有下流描写”,他们无疑失望了。

对于这本书,罗伯特·科尔斯曾经为《纽约时报书评》写了几篇评论,他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医学人文教授,也是位作家。他的评价称得上是公允:

“盖伊·特立斯是位着名的记者,喜欢挑战其他人认为难于上青天的任务,现在他拿出了一份报告,写的是我们怎样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偏离了19世纪的道德传统,也偏离了20世纪末之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范式。他调研的方法是“参与——观察”;事实上,我很怀疑任何所谓“田野工作者”敢说在个人卷入方面超过特立斯的。他不仅在曼哈顿的按摩院里打工,也全心全意为按摩院的利益着想。他短暂加入过裸体主义营地,也没有放过在洛杉矶附近的砂岩享受快乐的机会。”

罗伯特还写道,对于那些抱着色情想法的读者来说,这部长篇要让他们失望了。这本书不是裸露癖的自白,也不是记者写的色情文学。这本书出版后,特立斯先生的经历会被传得比实际上丰富许多,不过很多读者会发现他实际上相当克制。他的秘密爱好是观察自己的人类同胞、倾听他们的谈话,再诚实地记录下所见所闻。他的文风干净,不矫揉造作。他有种天赋,随手在这儿写个句子、加个短语,就联结起了重要的历史事件。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其中的社会信息不断累积:美国人的性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思郁

性解放的美国先驱

尽管性爱本身和作者行为给这本书招来了很多噱头,但不得不说,《邻人之妻》一书的确笔调朴素,长篇大论,事无巨细精彩纷呈地描写了许多人物和事件,正如盖立斯所说,“这些人物和事件代表了美国人道德观戏剧性的变化。”

1950年代的性革命之前,美国的清教徒氛围浓厚,许多书被列为禁书。“在美国第一本被禁的色情读物是插图版的英国小说《欢场女子回忆录》,又名《芬妮·希尔》,约翰·克莱兰所着。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妓女的社交生活和性生活,1749年在伦敦出版,1821年在马萨诸塞被禁。最早买了这本书的美国人就有本杰明·富兰克林。”

20世纪早期,从英国到美国,法律允许法庭在即便书中只有少数与性有关的段落的情况下将整本书判定为淫秽,也不管作者为何要写这些段落。描写亲密场景的段落,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贴了30年“淫秽”的标签;直到1959年,一位联邦大法官受到1957年最高法院对罗思一案判决的影响,取消了该书的禁令,并承认该书作者D.H.劳伦斯是个天才。

在对各种性解放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淫秽案件、性爱社会运动旁征博引的记录当中,特立斯通过深入挖掘人物故事,描绘了美国社会对于性的整体风貌。除了前述的砂岩性开放社区里的重要成员,像《花花公子》创始人休·海夫纳这样的人物,穿插在书中的叙述,让他们的生命轨迹交织在一起,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变迁。

1953年,海夫纳创办《花花公子》时,初始投资只有600美元。这笔钱来自银行贷款,以他公寓的家具作抵押。他那年27岁,与性冷淡的妻子和穿尿布的女儿一起住,开一辆破旧的车子,不过,仍有金色的幻梦催他前行。

幻梦最终成真了。特立斯写道:“海夫纳与购买他杂志的男人十分相像。从收到的读者来信和《花花公子》飞速增长的销量里,他就知道,他喜欢的东西他们也喜欢;他时常把自己看作幻想供应商,是精神世界里为千万男性读者和杂志女郎牵线搭桥的媒人。每月新刊在他的指导下出炉之后,他闭上眼都能想象出,全美孤独的男人为他选择的图片欲火难耐的高潮时刻。”

《花花公子》出版以前,美国男人鲜见裸体女性的彩照,他们在报刊亭买《花花公子》时既兴奋又尴尬,走路都要把封面卷起来。虽然1953年的《金赛报告》说几乎所有男人都会自慰,但当时这仍然是不能提及的秘密行为,也没人提起自慰会和照片有什么联系。结果,《花花公子》大获成功,发行的头两年内销售量就从6万份攀升到40万份。

杂志的销量和影响力就像滚雪球,随着时代和观念的变迁越滚越大。到1973年,《花花公子》杂志发行20周年纪念时,月发行量已达600万份。海夫纳和他的杂志、兔女郎俱乐部以及他推崇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影响了一代代的美国人。他的享乐主义和膨胀的财富,也触怒了美国的执法权力机构和宗教组织,将他拖入了一场场批判和调查当中。

当然,有关海夫纳和美国性爱历史的这场记录,截止到1980年该书出版时便结束了。局促地来看,这本书只是聚焦在美国社会过去几十年性爱观念的巨大变革里。正如特立斯在2009年为该书写的后记里所说,某种意义上讲,《邻人之妻》是关于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的,是关于体现了性解放的男人和女人。它讲的是具体的人和事。

不过,特立斯也写道:“从另一层面上讲,这些信息也是不分时间、地点存在的。从黑暗时代和穴居时代起,男女间的爱恨情仇已经讲述过、发生过无数次,这本书的内容又怎么可能没有囊括其中?自从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纠缠在一起,两性之间的冲突一直没停过,这永恒的爱恨关系比巴别塔还要古老;因为男人和女人一直说着、理解着不同的语言。这些言语是无法翻译和解释的——无论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他的前同事、原告安妮塔·希尔曾任职的律师事务所里
,还是在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

盖立斯说,《邻人之妻》里并无新事。也没有过时。

仔细追溯起来,中国最早接近非虚构写作这种形式的是报告文学,但是传统的报告文学侧重的还是新闻报道,而不是文学写作。对于新闻报道和文学写作,这两者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新闻报道侧重的是真实性,依靠的是记者的客观观察;文学写作侧重的是虚构,依靠的是作者的想象力。

中国传统媒体的记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借助纸媒的广泛影响力,也培养了一批特稿记者,在报道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加入了些许记者的想象力,但是囿于新闻报道的局限性,非虚构写作的特性体现并不明显。

我们接触真正的非虚构写作比较晚,随着前些年《纽约客》记者何伟、欧逸文、梅英东的一些作品出版,我们才意识到非虚构写作的存在。其实,我们接触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像卡波特的名著《冷血》,乔治·奥威尔的《西班牙内战》等作品,基本都是非虚构写作中的代表作,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仍然习惯按照文学进行分类,反而忽略了非虚构这一写作的特性。

非虚构写作的两种形式

在我的印象中,何伟的《寻路中国》《江城》《奇石》出名之后,《纽约客》记者的报道在国内受到了很多写作者的注意,《纽约客》的另外一位驻京记者欧逸文还专门为中国读者讲述了《纽约客》对非虚构写作的一些支持,比如一位记者可以花费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采访、搜集素材、写作等。而且一篇稿子完成之后,在刊发之前,会有专门的人员去核对文章中采访的真实性。这种严谨和谨慎,以及对求真的态度,是许多国内的媒体平台需要学习的地方,而且《纽约客》开出的高标准稿酬,保证记者进行调查和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也是国内很多记者写作的时候担心的问题之一。

这两年关于非虚构写作已经形成了讨论的热点。尤其是随着另外一位非虚构写作的大师级人物盖伊·特立斯的作品出版。特立斯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

按照我的理解,非虚构写作大概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还是记者的报道为主,既然是新闻报道,首先的目的是求真,写作的人物不能有过多的个人想象;而特立斯的“新新闻主义”是另外一种,当然也要求真,但是这种真实可以建立在虚构的想象之上,用特立斯自己的话说:“‘新新闻主义’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新新闻’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

简单说,有两种非虚构写作,一种像记者写作新闻;一种像作家创作小说。而特立斯是后者。

特立斯的非虚构善写小人物

国内首先出版的是特立斯的代表作之一《王国与权力》,这是对《纽约时报》群像人物的素描。特立斯早年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十年,从一个送稿生做起,直到成为了独当一面的记者。

但是他不满意当一个记者,他更想像一位作家那样写作,于是他从《纽约时报》跳槽到了《时尚先生》,成为了一名特稿记者,开始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发表了很多有名的非虚构写作报道,最后集结成了一本书就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这本集子中有他的成名作《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特立斯根本就没跟这位名人交谈,通过六周的跟踪观察,完成了一篇绝妙的文章;还有那些写纽约城里无数小人物的文章,写建桥工人的文章,为了了解建桥工人,他贴身跟随他们的生活,还跟他们一起开车回乡,路上差点出了车祸。他对这个群体的概括让我赞叹不已:“建桥工人开着宽敞的汽车进城,住豪华宾馆,痛饮威士忌,然后再灌啤酒,他们追逐女人,随后又将她们抛弃。他们在一个地方只逗留一段时间,一旦大桥建好,他们就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去修建等待着他们的另一座大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孤独、飘零。”

而新出版的《邻人之妻》与上面提到的两本书都不太一样。首先,从题材上看,这部书关注的是20世纪50年到70年代之间的人们对性文化认识的变迁;从写作上看,比如写《王国与权力》,毕竟有特立斯自身的工作经历,但是对色情和性文化这样敏感而陌生的题材,想要调查和采访很多专业人士,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这本书从搜集素材,到写作,乃至到后来的出版都有很多的争议。

从时间上看,特立斯1971年开始准备素材写作这本书,1980年完成,中间耗费了9年的时间。对一个作家来说,花费这么久写一本书,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对特立斯这样的非虚构作家来说,这样一本有着色情噱头的书能不能出版,还不一定。

幸好,书未出版,特立斯就凭发表出来的某些章节,收入了很大一笔钱,保证了写作上无后顾之忧,而且这本书出版后,被好莱坞厂商看重,花重金购买了改编权,对特立斯来说又是一层重要的保障。

当然,我并不是说非要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作家的写作是否成功。但是对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来说,没有保障的写作绝对会出问题的。特立斯还特意强调说,他在写作一本书中间,是基本没有精力去写作其他文章的,他要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一件事上,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收入,生活很容易陷入困境。这也是很多非虚构写作者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邻人之妻》与美国文化

说回来《邻人之妻》。这本书出版之后争议很大,因为题目涉及到色情,性文化等,而且特立斯这次调查和采访采用的方式,也不是纯粹的观察,用习惯性的说法就是“浸入式的调查”。

这本书中的主角有色情按摩店主、裸体模特、《花花公子》的创办人、色情杂志的主编、性文化的研究学者、裸体营的创建者、为淫秽案辩护的律师等。为了深入接触到色情行业,有段时间,特立斯甚至担任了两家色情按摩店的经理,他还去参加了裸体营的派对、旁听了法院很多对于淫秽案的判决。

因为这种出格的行为,书籍还没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有好事者批评他以调查和写作为名,纵欲放浪,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很大,从20世纪50年代写到了70年代。表面上看是描述了色情文化的发展,但是骨子里是几代人对性文化态度的变化。其中的几个主角,除《花花公子》的创建人休·海夫纳是名人外,其他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比如,开篇写年轻时候的哈罗德·鲁宾在报刊亭偷偷摸摸地购买摄影艺术杂志上的裸体模特照片,从后面的故事中才知道,这位鲁宾是一家色情按摩店的店主。

第二章顺势就描述了一位名为戴安娜·韦伯的裸体模特,然后又从这位模特身上转移到了年轻时候的海夫纳。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海夫纳同样因为婚姻、性以及生计问题而困扰。然后就是1953年,海夫纳通过集资的形式,创建了一本名为《花花公子》的杂志,第一期因为刊登了玛丽莲·梦露的彩色裸照,一炮而红。

这本书就是通过这种由点到面,互相牵引的方式,一章一节地让故事发展下去。海夫纳的故事在特立斯的书中通过几个断断续续的章节来完成,特立斯了解读者的心理,他当然不会一下子把这位主角的故事讲完,而是要保留一种神秘感,保留一种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然后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讲述其他人物的故事。

这些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从大时代的角度看,那些小人物都是决定自己人生的大人物,他们在生活中选择了某种事业,比如,从事地下出版物、编辑色情杂志、拍摄裸体模特、创建某种裸体主义团体的时刻,他们作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成为了罪犯、还有的被捕入狱,郁郁而终。这些小人物的群像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光谱,让我们通过他们的故事拼凑出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文化全貌。

要知道特立斯的非虚构写作更接近作家讲故事。只不过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不是虚构,是建立在调研和采访的基本真实性基础之上。文学性的描述和想象力的加入,在故事愈发精彩的程度之上,无损于任何真实性。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非虚构写作者需要向特立斯的写作学习的。

责任编辑:郑少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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