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北京报界有“三怪杰”,他们分别是黄远生、丁佛言、刘少少。“三怪杰”当时都服务于民初立宪派的《亚细亚报》,三人均号称是“报界之骄龙”,其中特别是黄远生,可以说在中国,真正的职业记者是从黄远生开始的,其人“年少多才,好露锋芒,善击人痛处”,他的通讯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别具一格。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国的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殒命时年仅30岁。

黄远生(1885—1915),本名黄远庸,男,汉族,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

远生其人

1885年1月15日(光绪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县(今江西省九江县)的一个书香世家。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系笔名。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文彩秀发”的书香世家。曾祖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做过安徽歙县、铜陵、当涂等县知县、太平府同知等职。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在宁波办过洋务。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启蒙时期不但广涉经史子集,而且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再加上远生天资聪慧,过目成诵,被家人视若掌上明珠。他在浙江吴兴南浔公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潮运动,表现出心系国事族业,“为人当独立自尊”的高远志向。光绪二十九年(1903),黄远生考取秀才,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7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这是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同榜进士中有沈钧儒、谭延、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而黄是其中最年轻的,周岁不满20。

曾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

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作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人物生平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他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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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争,差点被袁世凯揽在旗下

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十四岁(1899)时考秀才未中。十五岁(1900)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只得变卖田产,作为生活费和进入浙江南浔公学读书的学费,假期则寄居在亲戚家。十八岁(1903)时,他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为江西省第七名。次年他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次会试,高中进士。同榜中进士的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生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黄远生非常迷恋法制。他万分渴望推翻皇权统治之后的中华民国能效法欧美尽快建立法制秩序,从而逐步实现他心中梦寐以求的自由主义理想。他还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深信袁世凯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荣富强的救星。

中进士后,他获得了“知县即用”的资格,但他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进入官场,便在高中进士的这一年(1904),以进士身份东渡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六年后(1909),他学成回国,因为某些原因,还是进入了官场,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他本来就厌倦官场,深恨清朝的腐败,于是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闻工作。

黄远生反对“党争”,在内心里极端鄙视“党派之见”,曾发誓要做一个“超越党派”的清洁知识分子。他在《铸党论》中认为:“共和最大的危险在于政党政治,民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党争不息。”但他又相信解决党争的办法是威权统治,这样一来,他竟陷入了悖论式的人生抉择中——即信仰法治下自由,又相信权力下的法治,终至被袁世凯所利用,而背离了自由主义原则。

1912年创办和主编了《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之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报》的撰述,同时还经常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他的文章犀利泼辣,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能从常事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深度,因此时人赞誉他的文章为“洞朗轩辟,幽隐毕达”。他以自创的“远生通讯”对当时几乎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陆征祥、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案、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总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他的报道“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邹韬奋也后来回忆说:“每逢有重要事故,他总能千方百计从最重要的来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闻材料,写成有声有色亦庄亦谐的通讯供给读者,当时他在探采新闻的活动力方面,是最足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1915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者,要设法将他罗列门下。袁世凯先是邀请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接着又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自己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10万元,并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黄远生开始想延宕不作,面对袁世凯的压力,他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搪塞。但袁氏极不满意,派人逼他重写。

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在这几年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时评政论,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令人惊讶。《远生遗著》里收录了他在这几年中所写的200多篇文章,其中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与时事有关,而且立场明确,影响极大。他既批评袁世凯的野心,又批评国民党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一方面恨他,一方面想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来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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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凯于筹备称帝之际,为了给自己造势,极力收买知名人士为之鼓吹,其中包括梁启超。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震海内外的记者,便设法想将他揽在旗下。他强聘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远生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确表态拒绝。袁世凯派人向黄远生表示,如果他能为袁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得到10万元的酬谢和一个部长的席位。“于是远庸大窘,一连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边天天一两封信的催促他。”他很为难,没有办法,只得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但袁极不满意这种搪塞之作,派人逼他重写。他到了没有转身的余地了,“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黄远生选择了不合作。1915年9月3日,他偷偷踏上了逃亡之路,到上海避祸。在抵达上海前,黄远生在《申报》头版刊登了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抵上海后,他在好友戈公振和吴贯因的帮助下,逃亡美国躲避。

最终正义战胜了妥协。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抵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的《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的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为总撰述,他只得又在《申报》广告栏连续7天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为了躲避袁党的追逼,他干脆于1915年10月24日乘日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黄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是“黄远庸”的音译,而“远”又与“袁”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当地国民党人又恶意宣传,使华侨都以为来的是袁世凯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亲信。12月25日下午6时许,当黄远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用餐时,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从背后枪杀了他,时年不满31岁。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

旧金山的枪声

人物影响

1915年12月27日。林志均先生听到一个消息,他的好友,被尊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的黄远生在美国被暗杀……

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振,遂有“新中国三少年
”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黄远生之死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动,是与其不凡的贡献与极大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但这并不是他所有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无疑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消息传来,国内新闻界、政界与文化界的同道者与爱国人士大为震惊,深感痛失了一位才华横溢、刚直不阿的“报界之奇才”。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梁漱溟,听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于是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思想情感由此发生了极大转变。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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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

1916年初,远生的遗骸由当时我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据参加追悼会的远生长子黄席群回忆,遗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内,外面是一层蓝色丝绒,后来在上海加了一个木质的椁。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九江,安葬于庐山区莲花乡桂家垅之殷家坳山。墓丘背山面垅,环绕青松,墓碑中竖刻“故显考黄公远庸府君之墓”,右竖黄远生简略生平,左竖刻“男席棠,群、椿奉记”。墓前有拜台,呈半月形。

谁是杀害黄远生的真凶,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凶手一直未获,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多年来众说纷纭。直到1986年,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中华民国的
“国父”孙中山。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有铁肩担当,无党派意见。正是因为如此,30岁的黄远生倒在了枪口之下。但他的思想和实践,却并没有随着他的生命而终结。在后来的自由主义报人眼里,黄远生永远都是一面耀眼的旗帜。无论对错得失,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清晰地掂测出他的分量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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